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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伦德里特早在好几年前就认识我。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农场主，曾经成功地培育出了弗里西亚良种牛。他对我在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那段经历很感兴趣。他问我能在海军部干些什么。我向他解释说，我连续几年观察过我父亲干的工作，在电子技术知识方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与大学里的本科生相比。仅仅只用了十分钟，他就答应我在下个星期到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

    我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所属的小组是由斯蒂芬巴特沃思负责。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叫他山姆。他是个细高个子，一头髦曲蓬乱的黑发，一刻不停地抽烟斗。他干起活来，就像疯了似的，非常玩命。他组织了一批精明强干的青年科学家在他的周围，包括梅西、冈恩、威格尔斯沃思、贝茨和克里克。由于我的资历很浅，在这个实验室工作，我感到有一种不安全感，于是我拼命学习。每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我们汉普顿威克城的公寓里的厨房桌边，通宵达旦地学习高等物理学，德国飞机的炸弹就在公寓周围轰鸣。巴特沃思常常鼓励我。他的弱点也正是他的最大潜力所在：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让别人去夸夸其谈。战争结束时，他的才华和他无声无息从事的一切所得到的报酬，仅是一枚毫无价值的帝国勋章。

    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对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贡献被人们全然忽视了。战争刚爆发时，磁性水雷所造成的威胁，成了英国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海军实验室已着手研制一种消磁系统来消去我们的船舰的磁场，以免战斗力遭到破坏。在一九四O 年，如果没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消磁系统，我们的作战能力是很成问题的。

    例如，德国人在敦刻尔克海边的浅水域里布下了成千上万颗磁性水雷。希特勒坚信，这些水雷可使英国军队的大撤退无法成功。巴特沃思知道，德国的水雷只要碰上磁北极向下的磁场才会爆炸，他建议我们的船舰的磁场改为磁南极向下，这样，我们的船舰遇到水雷时就可以自动排开它。于是英国海军部又着手搞了一项庞大的磁场转换工程，所有要去敦刻尔克的船舰，都要进行这种磁场转换。结果表明，没有任何一艘船只遭到水雷的破坏。

    在战争的动乱中，除了让青年人充分开动脑筋，别无选择。敦颠尔克大撤退以后，我和另外一个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雷戈斯基奉命为威尔士亲王号战舰消磁。这艘战舰停泊在罗塞斯的干船坞里，它的下一次航行任务是送温斯顿丘吉尔去出席大西洋会议，与罗斯福会晤。它是由贝尔法斯特的一个造船厂建造的。其磁场是在船身周围，而不是从船头到船尾。原来的消磁方法失效了。它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出海，是极不安全的。

    戈斯基和我搞了一个临时的简易系统来消除横跨舰体中心线的磁场。用一个巨大的线圈，把舰体绕起来，然后把它接在潜艇的电瓶上充电，这样就可以产生一种磁场以抵消船上原来的磁场。这项工作花了好几天时间，动用了舰上的所有人员。我们在罗塞斯干船坞里看见成百上千的人按照我们的指令一致行动，尽管我们俩只是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战争期间的科学往往就是这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你认为怎么干最好，你就怎么干。战争的紧迫感不允许你事先作上十到十五年的准备工作，要是那样的话，也许起步就迟了。战争铸造了我以后处理技术情报的能力，教会我懂得了因陋就简的价值，同时让我明白了只要工作人员听从那些讲究实际和创造性科学的年青人的指挥，工作效率将会是何等的高。可悲的是，战争结束时，这种态度完全消失了，各色各样的委员会，伸出他们死神般的手，把这种生机扼杀并抛出了英国。

    一九四二年，我开始研制最早的反袖珍潜艇的探测系统。这种系统在北非的火炬登陆战和以后的西北欧登陆战中，成功地保护了港湾。这导致了我参与炸沉德国第一流战舰蒂皮兹号的行动计划。这艘战舰停泊在阿尔登福约德湾，随时随地都对英国的船舰造成威胁。我们拟定了一个用袖珍潜艇来搞掉它的方案。德国人用潜艇探测器来保护阿尔登福约德湾。这种探测器是由铺在海底的几组线圈组成的，能测出过往船只的磁通量，其原理与我在海军研究实验室研制的那些系统的原理相似。因此，我被叫去，让我设法为我们X 型袖珍潜艇消磁，使它们能神出鬼没地开进阿尔登福约德湾，不被德国人发现。

    潜艇消磁技术远比普通船只消磁技术要复杂得多。最后，我发现如果在潜艇上安放一块电磁铁，并通上一定量的电流，便可以作为一种补偿系统，来抵消袖珍潜艇进人该区所造成的磁场变化。同时，我计算出，如果X 型潜艇在有磁暴的情况下开进阿尔登福约德湾，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十至一百倍。我为此走访了埃斯克代里米尔的磁异常观测站，了解到他们很有可能预测到具有足够规模的磁暴，于是我向海军部呈交了我的调查结果。

    一九四四年，经过消磁的英国X 型潜艇在磁暴的掩护下开进了阿尔登福约德湾，官兵们非常勇敢，设法在蒂皮兹号上安放了炸药，使该舰遭到摧毁，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那天的战绩使他们获得了三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是，如果没有海军研究实验室在技术上援助，光有勇敢是无济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