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在宫里，从扔了炸弹那天起，王士珍、陈宝琛都不再进紫禁城了。醇亲王载沣，由于张勋有一道擅自发布的“上谕”：禁止亲贵干政，赌气不再“上门”。因此，内外消息隔绝，溥仪既不需在养心殿接见“大臣”，亦不必上毓庆宫念书，于是敞开来大玩特玩。

    真正好景不长，只玩了一天，便有枪炮声了。一时人心惶惶，奔走相告。太妃们成天在宫里念佛；溥仪也是一颗心七上八下，再好玩的花样也引不起他的兴致，只派太监一遍遍到内务府去找人，但所得到的报告是相同的：“启奏万岁爷，内务府只有看屋子的‘苏拉’！”

    这天中午，枪炮声忽然消失了。奏事处的太监，喜滋滋地来报：“护军统领毓逖奏闻：张勋的军队打了胜仗，段祺瑞的军队全败下去了。”

    这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太妃那里，于是里里外外，太监、宫女们无不眉开眼笑。有个在“御前”当差的小太监说：“关老爷骑的赤兔马，浑身汗淋淋，可见是关老爷保了驾，张勋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接着便有另外一个太监说：“今儿早上，奴才听见养心殿西暖阁后面，有叮叮当当盔甲的声音，必是关老爷去拿那青龙偃月刀。”

    宫里一向崇拜“关圣帝君”，太宗年间还将《三国演义》译成满文，颁发八旗将领，当作兵法来读。因此溥仪和太妃们对这些鬼话都深信不疑，连朝食不下咽，这天却都胃口大开，而且睡了一个安稳觉。

    到得“寅卯不通光”的时分，正是夏日一天最凉爽，好梦方酣之时，溥仪为太监唤醒了。

    “太妃交代，张勋打了胜仗，今天一早会上朝，请皇上早早预备。”

    一听这话，溥仪精神一振，起身漱洗，喝了燕窝粥，又吃了蜜糕跟水晶包子，最后还找补了一碗小米稀饭，吃得饱饱的，摆驾养心殿，等候张勋来奏捷。

    哪知来的是醇亲王和陈宝琛，脸上的气色又灰又黄，一看就是副倒霉相。

    “怎么着，”溥仪问说，“张勋不是打了胜仗吗？”

    “打、打、打的是，”载沣更结巴了，“是、是败仗。”

    “打败仗！”溥仪大惊，“怎么毓逖奏报，说打了胜仗呢？”

    “不、不知道。反正，打败、败仗，没有错儿。”

    “那么张勋呢？”

    “逃！逃——”

    陈宝琛受不了载沣那个口吃的毛病，便代为答说：“逃到荷兰公使馆避难去了。”

    溥仪目瞪口呆，回想前几天张勋带着提了机关枪的卫士上朝，那种睥睨无人的姿态，怎么样也不能相信他会逃难！

    溥仪愣了好一会儿，问出一句话来：“他逃走了，我这个皇上还当不当？”

    这个叫载沣就无法回答了，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陈师傅，你说！”

    “皇上还是皇上！不过五月十三那道上谕要取消了。”陈宝琛说，“醇亲王跟臣等公同商议，拟了一道上谕在这里，请皇上看一看。”

    于是载沣呈上一通退位诏书，一开头写的是：“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溥仪便说：“日子不对吧？今儿是二十几了？”

    “是，今儿二十五。不过，上谕上不能不‘倒填年月’。”

    “为什么？”

    “这表示不是段祺瑞的兵进了京，才下的咨书。”

    溥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接着往下看，只见写的是：

    “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言。朕以幼冲，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遗训，本无私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允如所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移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已如水深火热，何堪再罹干戈，重兹困累？言念及此，辗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孝定景皇后之盛德。着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善后事宜，以清人心，而弭兵祸。钦此！”

    看到最后几行，溥仪突然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心里委屈无比，不由得放声大哭。

    这一来将载沣吓坏了，“皇帝！别、别哭。”他说，“没有什么大、大不了的事！”

    溥仪之哭，多少也有点害怕的心理，所以这句话的安慰很发生作用。不过，他相信陈宝琛远过于亲父，当下收泪问道：“师傅，咱们也要逃难不？”

    “不会，不会，绝不会，”陈宝琛急忙答说，“有徐世昌极力维持，不要紧！”

    “人心还是思、思旧。”载沣也说，“这一回，都、都怪张勋太、太霸道。”

    这话不是载沣第一个说。大总管张谦和平时虽然迷信，打个喷嚏都要去看一看“皇历”，这天的日子好不好。但复辟第一天，看了大批上谕后却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徐中堂弄个空头‘弼德院院长’，他肯就吗？他不就，事情可就麻烦了。”

    果然，麻烦还真不小！不过，徐世昌在北洋中的地位，溥仪不知听人说过多少回了，深信段祺瑞一定会听他的话，既然有他“保驾”，自然可以安心。

    “还有，”溥仪忽然想起一个人，“康有为呢？他怎么样？”

    “他躲在美国公使馆。”陈宝琛答说。

    关于康有为的故事，溥仪常听太监谈起，说法不一。不过由于大家同情光绪的缘故，说他好的多，坏的少。溥仪一直想“召见”这个孤忠耿耿的先朝老臣，问问许多他感兴趣的事，特别是所谓“衣带诏”的真相。但如今看来，此愿亦将落空了。

    “陈师傅，”溥仪又问，“优待条件，还能不能保全？”

    由深宫到“北府”，最关心的正是这件事，最伤脑筋的也是这件事。前途如何，无甚把握，但为宽“圣衷”起见，陈宝琛晃动着花白小辫子，不断地点头答说：“能，能！”

    七月十四日，段祺瑞由天津专车进京，万人空巷，夹道欢迎。报上称之为“再造共和之元勋”，与不到两个月之前，为黎元洪免职，黯然离京的凄凉境况对照，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到得府学胡同私邸，段祺瑞第一件事是，派江朝宗到日本公使馆迎接黎元洪回总统府复行视事。

    “不必了。”黎元洪摇摇头，“我亦没有这张脸回去，你替我谢谢段总理的好意。”

    “那么，”江朝宗问，“大总统是回官邸？”

    “不是什么官邸！”黎元洪纠正他的错误，“东厂胡同是我的私产，项城送我的房子。”

    “是，是！朝宗护送大总统回公馆。”

    回到东厂胡同，黎元洪找了饶汉祥来，发通电宣布下野，表示此后不再与闻政事，并推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冯国璋少不得也有一番谦让，通电奉还代理大总统职权。这都是官样文章，段祺瑞无心过问，他自己有两件大事要办，一件是组阁，一件是料理善后。

    阁员名单是在天津就商量好的，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联袂入阁，分掌财政、内务、司法。外交总长汪大燮与研究系的渊源亦很深，加上蝉联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由国务院秘书长调任的农商总长张国淦，莫不与研究系接近，因此作为研究系首领的梁启超，风头之健，仅次于段祺瑞。

    此外刘冠雄复掌海军，陆军由段祺瑞自兼，唯一未决定的是交通总长，实在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只好暂且搁下，先来料理善后。

    第一件是遣散辫子兵，留枪走人，每人发饷一个月，火车票一张，事情毫不麻烦，麻烦的是如何酬庸及安抚第十六混成旅。

    酬庸又比安抚容易，升官给奖，便足以酬其功；安抚却无善策。因为冯玉祥发了一个通电，针对“小朝廷”及复辟分子提出四个条件：取消优待清室条件；取消“宣统”等年号，贬溥仪为平民；宫内外清室公地收归国有；严惩此次叛逆祸首及从逆。

    这个通电是用“北洋军界全体”发表的，而据段祺瑞接到的报告，冯玉祥还打算用武力驱逐溥仪，这就更加要小心了。所以他一面叮嘱段芝贵严密防范，一面派专车到天津，将徐世昌接到京来，商量保全清室的办法。

    等徐世昌七月十六日一到京，载沣就知道了，派世续拿着他的名片去致意，同时将倒填年月的“退位诏书”拿给徐世昌看，说是打算用内务府的名义，咨请民国国务院发布。

    “不妥，不妥！”徐世昌大为摇头，“在民国的立场，尤其是反复辟之后，何能公布这道‘退位诏书’？大哥，不是我说句‘大不敬’的话，连‘朕’的字样都不能用。”

    “是，是！我回明皇上，照尊意改正。”

    “也不能光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得找芝泉商量。改好了，我再通知大哥。”

    “好！我待命就是。”世续又说，“关于优待条件——”

    “大哥，你请放心。”徐世昌打断他的话说，“我在天津就告诉芝泉了。”

    原来当段祺瑞赴马厂誓师以前，向徐世昌去辞行，徐世昌特别叮嘱，说复辟非清室本意，就是张勋，亦是一时糊涂，总要念北洋袍泽之谊，网开一面。段祺瑞表示，他亦是吃过清朝俸禄的，哪里会不念故主；至于张勋，未见得肯投降，大致是往东交民巷一躲。如果抓住张勋，也一定会放掉他。无烦谆嘱。

    “不过，”徐世昌又说，“现在南方要求取消优待条件，可以不理。冯玉祥近在咫尺，而且这一次用兵，十六旅亦很出了力，其势不得不加以安抚，事情比较麻烦。请你转告北府，优待条件一定可以保全。但恐有委屈皇上之处，不能不预先告罪！”

    “言重，言重。老弟台朝廷柱台，真正是一柱擎天，全要仰仗了。”言罢世续兴辞而去，约定第二天上午见面。

    第二天上午，倾盆大雨，但世续仍旧一早便到了贤良寺，在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最近康有为住过的那五楹精舍中，再度见到了徐世昌。

    “稿子改过了，请大哥过目，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咱们再商量。”

    世续接过稿子来看，是一道“大总统令”，程序及内容有几处重要的改变。程序上是由内务府致函内务部，由内务部呈国务院，再办“府稿”发布。内容上，第一，溥仪自称“冲人”，避免用“朕”及“上谕”字样，免得刺激国民公意；第二，不说“不得已而允如所请”，只说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如何”。

    这个将一切责任推到张勋头上的原则，是段祺瑞早就与他的智囊们商量好的不二法门。所以早在马厂誓师时，梁启超执笔的讨逆檄文中，便对张勋作了丑诋。他说：“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三十余人，列戟会议，复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远比陈琳讨曹操、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来得肆无忌惮。

    但想不到有冯玉祥代表“北洋军界全体”，要求驱逐溥仪的通电发表。段祺瑞、徐世昌想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已不太可能。除了清室必须保全以外，复辟的祸首，就不能不办了。

    于是继七月十七日“据内务部呈称，准清室内务府函称：奉谕‘云云’等情，此次张勋叛国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呈明咨达各情，合亟明白布告，咸使闻知”这一道由“国务总理段祺瑞”具衔的“大总统令”以外，第二天又有一道“惩治复辟祸首”的命令。

    命令中说：“除张勋已于六月褫夺官勋，明令通饬严缉，及雷震春、张镇芳、冯德麟，于十五日分交法庭，依法严惩外，所有此次同谋造乱之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等，均着京内外军警长官，一体严缉惩办。其实被罔胁者，一概从宽免究。”此时除康有为在美国公使馆，万绳栻在法国医院以外，刘廷琛已潜回老家，胡嗣瑗本在冯国璋幕府，覆巢之燕，重回故垒。梁敦彦亦列名祸首，令人不无意外之感，而实在并不冤枉。

    此人字崧生，广东顺德人，与唐绍仪同学，都是曾国藩所遣派的“留美幼童”出身。但除了英语说得跟美国人一样以外，别无所长，所以虽在袁世凯时代当过外交总长、交通部长，但当过就算了。外交界、交通界都当没有这个人一样，有事从来都不曾想到过他。

    因此，当张勋复辟时，他听说少一名“外务大臣”，便兴冲冲地毛遂自荐，自道与各国公使都有交情，可以说服他们承认复辟。及至“拜印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奔东交民巷，分访各国公使，要求承认，当然碰了一鼻子灰。后来又要求使节团出面调停战事，亦遭峻拒。好些“议政大臣”对他不满，认为他太无用，只一味会吹牛，误了大事。由于风评如此不佳，段祺瑞左右，便拉了他来凑数。好在他的外国朋友不少，不必托庇使馆，只要一进东交，便不愁没有藏身之处。

    最倒霉的当然是被捕的雷震春、张镇芳、冯德麟，其中张镇芳霉气最重。雷震春有段芝贵，冯德麟有张作霖保，只受了几天牢狱之灾，张镇芳就不同了。

    张镇芳自恃与袁世凯为中表兄弟，而且为人刻薄，所以一向人缘极坏。由于段祺瑞在袁世凯窃号自娱时，不肯盲从，结怨更深。这一次天网恢恢，以复辟祸首被捕，没有人肯出面保他，更没有人为他到段祺瑞那里去求情。于是天津地方法院公事公办，押在看守所，家属请求保释，批示不准。

    这一下只好请律师。当时京津一带最红的一个律师叫汪有龄，字子健，杭州人，以日本留学生在民国元年当过司法部次长，好些庭长、推事是经他的手放出的。他之能获得当事人的信任，这一点很有关系。张家请他辩护，亦就是看中了他在司法界的这层渊源之故。

    汪有龄心想，复辟祸首，身系囹圄的，只有张镇芳一个，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被捕。所以办了张镇芳，就等于办了全部祸首，此案必为全国视线所集。“千夫所视，无疾而死”，为了满足社会的疾恶情绪，张镇芳判罪绝不会轻。案子既不会轻，而且替复辟祸首辩护，必挨小报的骂，因而敬谢不敏，借口是他要忙于竞选。

    越是如此，张家越要请他，托出好些朋友来打招呼。汪有龄勉强松口了，提出的条件是公费十万元先付，辩护到不判死刑。张家无奈，决定接受。

    案子审得很快，判了十年徒刑。张家要求上诉，汪有龄说：“不判死刑，我的责任已了。上诉请你找别人。”

    “还是要请汪大律师帮忙。”

    “那得另外算公费。”

    “是，是！”张家也豁出去了，“请汪大律师吩咐一个数目，马上送过来。”

    汪有龄总算还讲“职业道德”，当下很诚恳地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一案想改判无罪，是绝不可能的事。上诉就算不被驳回，至多也不过减个两三年。判十年与改判七八年，并没有多大分别。不如放弃上诉，表示悔罪，等事情冷一冷，托个大有力的人出来，请求特赦，不过一年半载的牢狱之灾而已。如果一上诉，将来请求特赦的文章就不好作了。”

    张家将这番话转告张镇芳，问他的意思。张镇芳认为极有道理，告诉他的家属，不妨找倪嗣冲出面，请求特赦。

    倪嗣冲是最幸运的一个，当时发起复辟时，他的态度比张勋还要坚决。哪知挂了一天龙旗，听说段祺瑞决定组织讨伐军，曹锟已经转向，赶紧收起龙旗，重现五色。以后张勋手下大将，徐海镇守使张文生所部，因为听说张勋兵败而哗变，冯国璋命倪嗣冲安抚收编，实力反而增加了。

    同样地，第十六混成旅亦因辫子兵溃散而扩充了实力。当冯玉祥发表驱逐溥仪的通电以后，段祺瑞为了安抚起见，特地召见冯玉祥，加以慰勉。

    “你还是回十六旅去吧！”段祺瑞说，“我马上叫他们发表命令。”

    “这不太好吧？”冯玉祥大唱反调，“给人家瞧着，咱们这次讨伐复辟，到底是为了保卫民国，还是抢官做呢？我是不能干的。不但我不干，还要劝总理也不要干，瞧着说不过去。”

    说的话实在不中听，段祺瑞很不高兴地说：“你别说傻话了！还是快回旅部吧。”

    等冯玉祥一回旅部，段祺瑞已经派人将委任状送来了。冯玉祥不收，回去一报告，有人就说：“冯大个专做假惺惺的事。既然他不干十六旅，为什么人家管他叫旅长，他又答应？把委任状送到廊坊去好了，自有人代收。”

    果然，一送到廊坊十六旅旅部，便有人代收，而且照官场一般的习惯，还犒赏了送委任状的传令兵四块大洋。

    过了几天，段祺瑞又亲自打电话到廊坊，问他这一次战役报销多少。

    “一万多元。”

    “才一万多元？”段祺瑞大为诧异。

    “是的。一万多元已经很不少了，饷是平时就有的——”

    “好了，好了！”段祺瑞不愿听他借题发挥的话，“你的报销办不办都不要紧，我另外拨款子给你。”

    这一次讨逆军事，前后不过十天工夫，但靳云鹏与段芝贵的军费，一共五笔：“讨逆军总司令部七十万元”；“直隶垫拨讨逆军总司令部十五万元”，所谓“垫拨”是一句话，实际上就是另外给曹锟十五万；“士兵犒赏十万元”；“陆军部收来临时增加军队七十万元”，这笔款子专用来解散辫子兵；“遣留东厂胡同卫队及冯德麟部下用款二十万元”，东厂胡同指黎元洪的私邸而言。总共报销了一百八十五万元。

    但是讨逆军的主力第十六混成旅，军费只报一万多元，相形之下，花账未免太大了。所以干脆不要冯玉祥报销，除了事先已经送过的款子以外，决定再拨五万大洋。

    冯玉祥带兵的作风是，凡遇大笔款项收入，首先考虑的事是买军火。这一回他想买一门大炮，可是派人到王府井大街的洋行里一打听，一门炮起码要二十万，只好知难而退。

    于是有个连长石友三建议：“冯德麟进关是带了手枪队来的。冯德麟一垮，手枪队的手枪都三文不值两文地卖掉了，流落在前门外店铺里的很不少。咱们不如收买手枪，成立一个手枪队。”

    冯玉祥接纳了这个建议，而且将收买手枪的差使，就交给了石友三。他是吉林人，冯德麟的手枪队中，有不少是他的同乡，如今流落在北京的，也还有好几个。石友三找到一个同乡，了解了情况以后，便去找一家字号叫作“求增号”的军装铺，一谈即妥。称为“自来得”的手枪倒不贵，每支不过四五十元，但光有枪没有子弹也无用，一发子弹要一块两毛，每支枪配一百发子弹，总数便得一百六七十元。

    当时军阀的风气，以成立手枪队作卫队为时髦。冯玉祥当然不为了赶时髦，照连的编制，组成两个手枪队，将李鸣钟的营副刘汝明调为旅部副官，管理这两个手枪队，一面训练，一面南下援闽——这是段祺瑞左右的一条调虎离山之计，省得冯玉祥专门在京里说些“怪话”。

    梁启超入阁，有两大计划：第一是认为张勋复辟，中华民国的法统即已中断，所以主张照武昌起义后的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及选举法。这话表面上听来言之成理，但稍微多想一想，便先站不住脚。最明显的一点，如果法统中断，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约法而产生的大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冯国璋，亦应去职，那一来不是搞得天下大乱了？

    第二是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与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这是书生论政的理想，行得通行不通，且可不说；眼前的业务，不能不管。财政总长如主持中馈的主妇，多少人等着要开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库如洗的财政总长，恐怕梁士诒都干不了，何况从没有财经界经历的梁启超？这一点当然是预先可以想到的，因而早就物色好了一名次长来“管家”。

    这名次长就是王克敏，由张君劢代为接头。初意请他以次长专管监务，王克敏不愿，提了三个条件：第一，总长不可多立计划；第二，不可多交条子；第三，不光是管监务，还要管部务。

    这不是“管家”，而是想要“当家”。张君劢劝梁启超接受他的条件，因为王克敏有两个条件，恰是梁启超所必须而缺少的：第一，民国元年王克敏做直隶交涉使，北京各外国银行为了偿还外债问题，提出交涉，王克敏很出了一番气力，替他们直接向财政部接头，结果相当圆满，所以各外国银行都买他的账；第二，王克敏是富家子出身，声色犬马，无一不好，而且挥金如土，慷慨之至，因此，冯、段的幕府中跟他有交情的很多，此外实力派的军阀，如曹锟、倪嗣冲，都跟他有相当的渊源，一定可以做到政通人和的境地。

    这一外一内的两种关系，足补梁启超之不足，因而欣然同意。当然，梁启超一到任，还谈不到改革币制、整理金融，首要之事是要先把临时参议院召集起来。因为对德宣战问题，不独是段祺瑞的一大政治主张，激出复辟这场闹剧，推原论始，亦由对德外交政策而起。一旦大权在握，当然要实现他的主张。此又不仅是抱负舒展之快，而且还关联着一个决定段祺瑞政治生命的大问题。

    原来段祺瑞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武力统一中国。既然用武，当然要饷、要军械，是件最花钱的事。正好日本长州藩阀出身的寺内正毅组阁，一反袁世凯时代大隈重信内阁的狰狞面目，改用笑脸发动银弹攻势，决定将过剩的资本，投入中国。于是由久任北洋政府顾问的阪西利八郎，介绍一个经济专家西原龟三来见曹汝霖。据说他是寺内的亲信，在寺内当朝鲜总督时，经济问题都由西原在幕后策划。这一次亦是奉了寺内的密令，来做经济提携的修好之计。

    当时曹汝霖是交通银行总理，正在进行一笔借款，由交行的董事施肇基跟日本的军火商大仓喜八郎接头，目标是五百万日元，而一直尚无成议。于是曹汝霖便提到此事，西原一口承诺：绝无问题。

    果然，西原大有来历。不多几天，日本藏相胜田主计亲自打了个电报给曹汝霖，日元五百万元照借，不需抵押品。接着汇款亦到了，西原亦不要回扣。中国自从胡雪岩“发明”借外债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好事。段祺瑞大为兴奋，亦因此决定重用曹汝霖，就是要借重他谈判大借款，来达成他武力统一的愿望。

    不过，日本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一定要对德参战。事实上，段祺瑞如非假借参战名义，又何能向日借款，更何能以借款购买大批军火来打内战？但一国对外发动战争，如非出于国民公意，对外不足以见重，对内何能争取支持？所以参战问题，非要经过国会做成决议的形式不可，否则对外尚未参战，在内反对的声浪四起，岂不形成国际上的一大笑柄？

    因此，段内阁成立不到十天，即由梁启超执笔，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结果是北洋系军人赞成，而西南各省在首创约法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表示反对。但梁启超执持不化，段祺瑞一意孤行，终于出现了“护法运动”，造成南北分裂。

    不但南北分裂，段内阁内部亦分裂了。原来梁启超打的是如意算盘，与内务总长汤化龙、司法总长林长民及其他研究系要角开好一张名单，由内务部密电各省照选。段系得此消息，大不为然，公推徐树铮向段祺瑞进言。

    徐树铮揭发了研究系的私心，是想借此机会，取国民党而代之，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不但目前政府一举一动都将受研究系的挟制，而且将来的政局，亦难免为研究系所操纵。及今不为之计，将成心腹大患。

    段祺瑞有些为难，因为他跟梁启超有默契，关于对德参战、武力统一全国，乃至于由曹汝霖向日本去借外债，研究系都可以支持；但关于制造“新法统”，要求段祺瑞让他们放手去干。言犹在耳，不能说了不算。

    因此，段祺瑞含含糊糊地没有明确的表示。徐树铮看他意思是动了，而且自信做得不错，将来不至于受责备，于是，他倒是放手去干了。

    但是段系耍枪杆子的很多，而议员所长在作弄口舌、耍笔杆，何能在各省找到适当的人选。迫不得已运用军队收编、改编的办法。徐树铮找了王揖唐来商量这件事，决定设立一个俱乐部，作为段系组织新党的大本营。

    “我一个人搞不起来，得找个帮手。”王揖唐问道，“你夹袋中有没有人？”

    “没有。”徐树铮忽然想起，“你不是说段香岩的秘书长，姓梁的，很能干吗？”

    “啊，啊！”这一下提醒了王揖唐，“不错，我来找他。”

    原来徐树铮所说的“姓梁的”，名叫梁鸿志，字众异，福建长乐人，前清是学部小京官，入民国后在国务院当个小差使。他的诗作得很好，与黄秋岳同为陈石遗的弟子，亦同被称为诗坛“闽派”的后劲。其时段祺瑞的亲信曾云霈，由于同乡的关系，很照应他。渐渐地，在冠盖京华中，居然也有人知道了“梁秘书”这个人。

    当时政界的风气，视天津为别府。做官在北京，享乐在天津，周末离京赴津，被看作是件很时髦的事。各省军阀有所活动，由于北京耳目太密，亦多集中在天津，拿“吃空缺”来的大把银子，供应政客的声色犬马。在这等场合中，脱略身份，往往可以无话不谈。因此，要打听消息，有所谋干，易于成功。

    梁鸿志生性善于投机，心想，要想成为要人，一方面得多识政要，一方面又要多做要人状。于是每逢周末，他也坐上头等车，随带俊仆两名，线装书一函，潇潇洒洒上天津。

    有一天王揖唐恰好也在车上，闲得无聊，看梁鸿志手边有诗集，便借一本来看。这本诗集是宋版的杜诗，钤着好些名家的收藏印。王揖唐不由得刮目相看，请教姓氏，记得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梁鸿志自然识得王揖唐，心里很想结识这个人，表面上却是淡淡的。及至送书回来，里面夹了一张诗笺。梁鸿志一看，知道是王揖唐刚才所作的一首“即兴”，涂涂改改，完全是草稿，当然是不经意夹在书中的。

    这是个机会。梁鸿志依韵和了一首，当面请教。王揖唐仰慕他的同乡先辈龚芝麓，亦以爱才自名，便与梁鸿志订了文字交，颇为投缘。

    有曾有王，梁鸿志很快地亦成了段系，不过还是三流角色，所以徐树铮连他的名字都还叫不出来。梁鸿志当然也知道徐树铮才大于海，眼高于顶，难以巴结，巴结上了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因而目标在段芝贵这班好相与的人身上。讨伐事起，段芝贵被任为东路军总司令，梁鸿志主动请缨，做了段芝贵的秘书长，随军出发，自道“书生从军”，一路上兴高采烈地作了好些诗，将老段、小段恭维成古来罕见的名将。因此，段祺瑞也很知道这个人了。

    由于梁鸿志的策划，王揖唐原来搞的一个小组织“安福俱乐部”，名气突然很响亮了。

    这个俱乐部设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所以取名安福俱乐部。每天高朋满座，打麻将、抽大烟、叫条子；抽空谈一谈“正经事”，条件因人而施，或者送支票，或者许官职。就这样，许多出于研究系的“进步党党员”成了安福俱乐部的会员。

    不过，段系在政治上很得意，在军事上却很扫兴。段祺瑞用武的对象，自然是西南四省，以湖南制两广，以四川制滇黔。湖南的督军兼省长是谭延闿，深知湖南处于北京与西南两大之间，两广北伐必须道出湖南，北京征讨西南亦必须先取湖南，吴三桂与洪秀全的例子摆在那里，如果西南与北京发生武装冲突，最倒霉的定是必争之地、首当其冲的湖南。为求自保起见，倡议“湘人治湘”“联省自治”，采取中立的态度。这个态度为湖南人所全力支持，但眼前已有保不住的趋势了。

    由于谭延闿在湖南颇得人望，所以段祺瑞还不敢连根掘掉，发表命令以谭延闿为湖南省长，派他的亲信湖南人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表示仍符“湘人治湘”的原则。同时以江西督军李纯调任江苏，接替入京就职的“冯大总统”，而以素来接近的陈光远调补李纯的遗缺，作为傅良佐的后援。

    傅良佐的新职发表后，在京招待记者，宣布湘人治湘，军民分治，不带北兵入湖南之大治湘方针。但暗地里却有范国璋第二十师，与第八师王汝贤所部，悄悄开拔至湖南。西南方面见此光景，便由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组织“两广护国军”，派他手下大将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司令，出兵八十营，组成五个军，大举援湘。南、北双方，众寡之势已可判定胜败，加以范国璋、王汝贤都是河北人，直接听命于冯国璋，而冯国璋一向与陆荣廷有联络，反对向西南用兵，所以范、王二人，在前线阴阳怪气，不受傅良佐的节制。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索性自前线电请停战。傅良佐一看变生肘腋，倘不见机，有被活捉之危，星夜弃长沙遁走。

    在四川这方面，自从蔡锷一死，川、滇两军一直混战，互有胜负，各不相下。段祺瑞听从徐树铮的计谋，制造矛盾，派贵州的戴戡兼署川督，结果川、黔两军又发生冲突。段祺瑞便派驻军岳州的内弟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带领两个混成旅入川，本意是先利用川军驱逐滇军与黔军，然后以“查办”为名，占领四川。这步棋相当巧妙，也相当毒辣。坏在吴光新是个饭桶，由岳州到得宜昌，逗留了个把月，才有一部分军队到达重庆。而就在这个把月之中，川军熊克武已有了布置，湖南的局势也恶化了。

    及至范国璋、王汝贤临阵欲退，傅良佐弃城而逃的消息传到四川，与西南已有联络的熊克武，随即发动突击，包围缴械。吴光新突围逃回宜昌，辛辛苦苦由三峡逆水而上的大批辎重，尽为川军及黔军截留。

    两路败报到京，再加上一个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联名主和的通电，搞得“再造共和”的“元勋”，灰头土脸，见不得人，只好提出辞呈。

    初辞慰留，再辞照准，冯国璋派外交总长汪大燮暂代国务总理。这个内阁本来是段祺瑞与研究系的“联合内阁”，段既辞成，研究系失去了合作的对象，当然也要请辞，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还有一个愿与段祺瑞同进退的张国淦，联翩出阁。这段“政治婚姻”，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

    一个星期以后，冯国璋任命王士珍组阁，除了曹汝霖蝉联交通总长以外，其余都是新任。

    曹汝霖之独能蝉联交通总长，原因有二：第一是曹汝霖本已接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不想兼任交通总长，不道交通系的大将叶誉虎极力怂恿，用意是希望曹汝霖为他们看守“大本营”，以待交通系首脑——由于“洪宪祸首”被通缉的梁士诒复起接收。在段内阁垮台以前，梁士诒正应日本财阀大仓、涩泽之邀，由香港到东京，在谈“经济合作”之道，复起有望，自然要支持曹汝霖再看守下去。

    其次是，曹汝霖正经手在办日本的大借款。不管是谁组阁，都不会许他辞职。尤其是段祺瑞，倘无曹汝霖继续未竟之业，即令能卷土重来，亦无所作为。因此，作为段系灵魂的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与曹汝霖的交往，反比段祺瑞在台上时，更为密切。

    当然，日本人尽管是一等一的“支那通”，看到走马灯似的中国政局，亦不免迷茫困惑，对于这一次段祺瑞轰轰烈烈进京，不过四个月的工夫，复又黯然离京，更感关切，因为寺内内阁施行藏相胜田主计所谓“菊分根”的经济侵略政策，自八月底至段祺瑞辞职之前七天，已完成了四笔日币借款：第一笔，善后借一千万；第二笔，交通银行借款两千万；第三笔，吉长铁路借款六百五十万；第四笔，陆军部购买军火借款一千七百余万。这四笔总数超过五千万，约为中国国库两个半月支出的巨款，表面上为防国内反对党阻挠，以及遮蔽国际视听，由各大银行组织银团，作为民间投资，实际上责任全在内阁，倘或出了问题，寺内正毅立刻就会垮台。

    为此，作为寺内特别代表的西原龟三，特地去看曹汝霖，要求跟徐树铮当面谈一谈，了解真相。曹汝霖自然照办，一个电话就将徐树铮请来了。

    “徐将军，”西原开门见山地说，“请原谅我直言，我们也知道段总理阁下是中国军人的实际领袖，但是这一次因湖南、四川军事失利而辞职，何以贵国各省督军没有希望挽留的表示？”

    徐树铮略想一想答说：“我们北洋军人，但求国家进步，能够上轨道，并没有权力意气之争。如果段总理的后继者，施政符合大家的理想，我们做个太平百姓，亦是一桩好事。倘非如此，当然仍旧要段总理出来，担当大任。只要时机一到，迎刃立断，《孙子兵法》所谓‘解棼丝不控拳’，易如反掌。现在各省沉静无事，正表现了我们内部的纪律与秩序。”

    所谓“表现了我们内部的纪律与秩序”，就是说段祺瑞对各省督军，有足够的控制力。西原对这句话的印象很深，接下来便又问：“就目前看，这一次政变会出现怎么样的结果？”

    一听得这话，徐树铮转为很严肃了：“我只能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是的，是的！就请徐将军把你个人的意见告诉我。”

    “以我的看法，小则，江苏、江西不免易人；大则，恐怕要请东海出来收拾残局。”

    这话说得很含蓄，但也很露骨。言外之意，西原不容易听得懂，曹汝霖翻译时，很费了些心思，终于使得西原大致能够领会了。

    “江苏的李将军，一向有反对段总理的言论；江西的陈将军，不是由段总理放出去的吗？”

    西原指的是李纯与陈光远。李纯是冯国璋的嫡系，陈光远以前虽跟段祺瑞接近，但与冯国璋亦有相当的渊源，一到江西，受了李纯的影响，有不受段系节制之意，所以徐树铮欲去之而后快。不过，这些话，不便明说，笑笑答道：“请足下看事态的演变好了。”

    再有一句话，就更不容易回答了。西原问说：“请徐世昌老先生出来收拾残局，是组阁呢，还是接任总统？”

    徐树铮想了一下答说：“请你想一想东海的资望，就不必我回答你的问题了。”

    这便是明明表示，冯国璋任期满了以后，段系将拥护徐世昌出任总统。这是天字第一号的重要情报！西原大为兴奋，当天就发了一个极长的密电到东京寺内首相的私邸，开头注明“总理大臣亲译”。

    约莫隔了三四天，叶誉虎亲自打电话给徐树铮，约他“打边炉”，吃鱼生，声明“只有曹总长作陪”，再三叮嘱：“务必赏光。”

    准时赴约，曹汝霖已经先到了。“没有别的客。”叶誉虎说，“我有一个电报，请又铮兄过目。”

    电报是梁士诒从日本打来的，叶誉虎亲笔的译文，说寺内接到西原的报告以后，立即训令他这一系的“有力诸要人，并达林权助公使，谓段虽暂时去职，北洋系实力并无失坠，此后对华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等语，请即达又铮转陈合肥”。

    看完这个电报，徐树铮喜上眉梢。“我马上就转达。”他说，“请代为向燕公致谢。”

    “是。”叶誉虎问说，“此后如何办法，局势是如何变动，要请又铮兄早点给我们一个信，以便因应。”

    “当然，当然！”徐树铮起身说道，“暂借笔砚一用。”

    就在叶誉虎的书房中，徐树铮拟了一个分致张作霖、倪嗣冲、陈树藩、张广建、李厚基、杨善德、刘存厚、吴光新、卢永祥、龙济光等人的电报，将他与西原谈话及梁士诒传来的消息，一一详告。最后加上七个字：“所关甚大，特飞闻。”

    写完了，顺手交给叶誉虎。他只看了一个开头的称呼，随即将电稿反折了起来，抬头问道：“是马上发？”

    “拜托。”徐树铮大袖郎当地拱一拱手。

    “小事，小事！”叶誉虎说，“自然是密电，不过——”

    徐树铮不等他说完，便摆一摆手说：“用你们部里的密码本好了。”

    原来徐树铮是有意要将这个电报的内容泄露出去。但绝不能用明码电，因为清末以来风气如此，非密电不足以表示重要，非“亲译”不足以表示机密。叶誉虎当然深谙其理，但表面上不能不有一番表示格外慎重的做作，打铃将听差唤了来，吩咐去请他的机要秘书。

    这个秘书姓余，等一请了来，叶誉虎仔细交代：“用第四号密码本发，请当地电报局长亲自送交收电各督军。原稿马上送回来。”

    “是！”余秘书鞠个躬，拿着电稿退了出去。

    “这一下军心大定了。”徐树铮很高兴地说，“今天可以多喝几杯了。”

    于是叶誉虎关照开饭。先吃鱼生，盛在一个特号海碗中，另有两大盘出汁的萝卜丝与现炸的“馓子”，与十来个小盘子，从油盐到菊花瓣，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却都是连萝卜丝一起拌入鱼生的作料。

    当然，另外还有烧烤熏卤的冷荤。宾主刚刚动筷，余秘书已经将发电的原稿，装在一个信封中，送了回来。叶誉虎接到手中，原封不动地摆在徐树铮面前。

    “两位不妨看一看。”徐树铮为了表示可共腹心，主动将原稿公开。

    这个稿子写得层次分明，简要有法，文字不深，而警辟之处自然予人很深的印象。曹汝霖心想：信笔挥洒，而能有此，实在难得。

    “又铮兄，”他说，“不说别的，仅是你这份捷才，就足有资格当‘达拉密’了。”

    清朝军机处的“章京”领班，满洲话叫作“达拉密”，军机大臣“承旨”以后，转述与“达拉密”写出来，即时封寄各省督抚或“钦差大臣”，称为“廷寄”，贵在简明扼要，表达得恰到好处。曹汝霖这样说法，自然是对他的文字的恭维。

    但徐树铮却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道：“润田兄，你看我不过一个‘达拉密’？”

    “不，不！”曹汝霖急忙分辩，“我失言，我失言！”

    “那么，润田兄，你看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由于仓促失言，曹汝霖这回不敢随便开口了，想了一会儿答说：“以我看，左文襄加周公瑾，等于徐又铮。”

    这个说法搔着了痒处。“该浮一大白！”徐树铮喝干了面前的酒，怅惘地说，“我自信处处不输左文襄，只有一事不及，左文襄有位周夫人。”

    徐树铮因为宠妾之故，与嫡室不和，所以发此牢骚。曹汝霖同病相怜，很想安慰他一番，但叶誉虎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以不谈为宜，赶紧把话题扯了开去。

    “两位听说过朱尔典请冯大总统吃饭的故事没有？”

    徐、曹都说没有。叶誉虎便从最近盛传的一则新闻谈起——据说冯国璋自从以副总统“扶正”，迁入设在西苑的总统府以后，不知听了谁的话，说三海的鱼，又大又多，随它自生自灭，未免可惜，不如捞捕出售，也是一条生财之道。冯国璋嘉纳此议，由总统府庶务人员，招商承办，在三海大设网罟，捞起无数五色锦鲤。太监们传说，这些锦鲤寿命很长，多则百载，少亦三四十年，大部分是以前宫眷们“放生”养在三海的。

    这件事当然比焚琴煮鹤还要煞风景，连外国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与袁世凯有三十年交情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特为请冯国璋吃饭，头一道菜便是“三海鱼”。

    “传这个笑话的人，没有说清楚。”叶誉虎笑道，“朱尔典请的是中菜还是西餐，那道鱼也不知道怎么做法。最妙的是，说那条鱼上面还拴了一块小银牌，刻着万历多少年宫女某某人放生。冯大总统为之大窘。”

    听完这个笑话，徐树铮哈哈大笑。“编这么个笑话，未免谑而虐矣！”他说，“不过也只有冯大总统能足以当之。”

    叶誉虎与曹汝霖相视而笑。他们都知道，这一定是个故意挖苦冯国璋的笑话，因为根本就没有“三海卖鱼”这回事。三海曾作疏浚倒是有的，好事之徒，便以讹传讹，编这样一个笑话糟蹋冯国璋。然而这个好事之徒是谁呢？

    现在由徐树铮的话中，透露了消息，一定是段系中人。这个笑话暗中是骂冯国璋贪婪好货。如果信以为真，觉得冯国璋如此行径，有失体统，望之不似人君，那么，这个笑话的效用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