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事情慢慢明朗了，政府外交失败，备受国人指责，总得有认错的表示，才能平息风潮。于是徐世昌的智囊献议，牺牲几个人以为赎罪的羔羊。首先想到的是曹、陆、章三人。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是上过辞呈而蒙慰留的。如果再要示意这三个请辞，这话说不出口。恰好钱能训倦勤，坚辞阁揆，于是决定不必跟曹、陆、章商量，径自发布命令。反正有钱能训陪同他们去职，也就无话可说了。

    在事先，徐世昌又作了一个抚慰性的表示，派吴笈孙去看曹汝霖与章宗祥，各赠现款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钱刚收下，段祺瑞来看曹汝霖，知道了这件事便说：“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

    曹汝霖如言照办，将钱退还吴笈孙，请他代为致意：心领谢谢。于是吴笈孙又衔命来访，钱既不受，为他新置一所住宅如何？曹汝霖当然亦婉言谢绝。

    到得第三天，曹、陆、章辞职照准的命令发表，段祺瑞一早就赶到团城，大为曹汝霖不平。他说：“辞职已经慰留，没有第二次的再辞，捏造辞呈照准的命令，天下还有公论是非吗？东海为人忠厚，以前的举动，或许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这次命令，难道还能推卸责任？这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因为目的没有达到，到处煽动，唯恐天下不乱。东海明知其事，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借成日本方面的债款，竟有这种过河拆桥的举动，以后还有什么人肯替他出力？他对我为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真正岂有此理！”

    段祺瑞说完，不等曹汝霖有所表示，气冲冲地就走了。竟不知他是特意来发这顿牢骚，还是来慰问曹汝霖？不过段祺瑞一向对徐世昌很尊敬，像这样指责，而且措词尖锐，让曹汝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只怕从此政坛要多事了。

    当天下午，访客不绝，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一说钱能训已提出辞呈，一说徐世昌亦要辞大总统职务，一说徐树铮将公开倒阁，并有跃跃欲试之意。

    这三个说法，证实了两个。钱能训在下一天果然请辞，徐世昌没有批钱能训的辞呈，自己反向参众两院提出咨文，“声请辞职”，同时通电各省军民长官，照叙咨文全文。其中有两句话是：“虽阁制推行，责任有属，国人或能相谅。”这等于为自己开脱，而将外交失败、全国学潮的责任，推向“责任内阁”。因此阁员亦不能不辞，表示与总理同负责、同进退。

    于是参众两院，退回咨文，道是“查现行约法，行政之组织系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当由盛铎、揖唐即日恭赍缴还，请大总统照常任职”。盛铎是李盛铎，接替梁士诒的新任参议院议长。

    既然责有攸归，钱能训的辞呈就不能不批准了。改派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国务总理。于是学潮、政潮渐渐平息。段祺瑞与徐树铮的参战工作，亦因德国战败，告一段落，目标转向西北了。

    曹汝霖的官是不做了，但仍保留着交通银行总经理的职位。他久在膏腴之地，不必贪心，宦囊便已很丰。为了颐养老亲，在佟公府夹道买了一座废园，大兴土木，极其讲究。废园中原有一座戏台，居然完好，亦就不必拆除，修葺得焕然一新，预备替他父亲做六十岁，唱堂会之用。

    为了安慰老父在“五四”所受的惊吓委屈，所以在他生日那天，曹汝霖大为铺张，但正当高朋满座，堂会将要开始时，交通银行的协理任凤苞神色慌张地奔了来，将曹汝霖拉到一边，开口就说：“不得了！不得了！”

    曹汝霖心中一跳，急忙问道：“什么事？今天是家父生日，不要再让他老人家受惊。”

    “是啊，今天老伯的好日子，我本来不想来的，但这件事太严重，我不能不来报告。”

    “到底什么事？”曹汝霖着急地说，“你倒是说啊！”

    “今天从中午开始，也不知怎么回事，发生挤兑。中国银行亦是这样。到银行打烊，人还没有散。”任凤苞又说，“我为了表示镇静，中午不休息，半天工夫，兑出七十多万。这样下去，一定支持不住，是不得了的事。”

    中交两行有发行钞票之权，规定随时可以兑换银元。但“准备金”并非十足，大家都要“挤兑”银行，到无以应付时，非逼得银行倒闭不可。所以办银行的人，一听“挤兑”二字，无不心惊肉跳，但曹汝霖却是例外。

    “不要紧！”他很轻松地说，“有一千万日元借款在那里，索性敞开来兑，风潮自会平息。”

    “没有了。”任凤苞答说，“哪里还有日元？”

    “咦！”曹汝霖诧异，“到哪里去了呢？”

    “借给财政部了。”

    曹汝霖既惊且诧，“什么时候的事？”他问，“我怎么不知道？”

    “那时总经理在医院里。”

    “就在医院，你也可以来告诉我啊！”曹汝霖越想越光火，厉声叱斥，“你也太随便了！我再三交代你，这一千万日元，绝不可动用，以备万一，你还是不声不响借了给财政部。我倒问你，你眼睛里还有我吗？”

    “这，这，”任凤苞嗫嚅着说，“是我的错。”

    “现在不是认错可以了事的。”曹汝霖顿足搓手，恨声不绝，“真是倒霉，怎么办呢？”

    这时中国银行董事长王克敏也赶到了，拉住曹汝霖说：“走，去找靳翼青。”

    原来此时龚心湛已由于财政困难，坚辞代理内阁总理。而陆军总长靳云鹏活动了张作霖与曹锟，联名力保组阁，经徐世昌提名，国会通过，已当了两个多月的内阁总理了。

    于是相偕到了总理的官邸，只见靳云鹏口衔长旱烟袋，一双斗鸡眼斜睨着曹、王二人，先就予人一种严密戒备的神色，令人不快。

    “总理，”王克敏私下叫他的号，当面不能不用官称，“今天中交两行，同时发生挤兑风潮，这件事不能拖长，一拖长就不得了。请总理先拨还两行一部分借款，救了眼前的燃眉之急，再作道理。”

    “你们，”靳云鹏一字一想，声音极低，一副上海人所说的“温吞水”模样，“自己贪得厚利借出来的钱，现在有什么办法？”

    一听这话，曹汝霖的气就不止打一处来了。龚心湛之辞职，是为了财政困难，连学校教职员的薪水都发不出，但那时当陆军部部长的靳云鹏，在阁议中索薪，对龚心湛破口大骂。及至他自己组阁，以李思浩为财政部部长，而以心腹潘复为次长，想尽办法替他弄钱，银行生怕血本无着，拒绝之不能，哪里去贪什么厚利？

    因此，他不客气地抗声指责：“总理，你这话太没有道理了，哪一家银行不是为图利而开？财政部向两行借款，订有合同。财政部不顾信用，到期不理，而且屡借不还。两行在宽裕的时候，亦愿替政府帮忙，现在发生挤兑，如果不从速拨款，镇压下去，市面金融，亦要大受影响。”他略停一下又说：“总理，请你弄清楚，我们是来向政府讨债，不是来请政府救济的。总理说这种话，似乎太不负责任了。”

    话很锋利，王克敏生怕靳云鹏恼羞成怒，赶紧婉言接口：“这次忽然起此风潮，不知道是何缘故。如果两行挤倒，金融一乱，市面上大起恐慌，政府亦不能置之不问。现在风潮刚起，还容易办。一拖长了，捉襟见肘，窘态毕露，后果不堪设想。请总理仔细考虑，无论如何，先拨若干，以济眉急。”

    “没有办法！”靳云鹏不假思索地摇着头说。

    “总理，”曹汝霖说，“两行挤倒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靳云鹏不作声，只“吧嗒、吧嗒”使劲抽旱烟。曹汝霖真恨不得上前揍他两拳。

    “总理，”王克敏催促着说，“请交代一句话。”

    “没有钱，说十句也没有用。”

    见此光景，曹汝霖忍不住了，一拉王克敏说：“走！咱们见大总统去。”

    话虽如此，家有喜庆，满座的宾客不能不应酬。一回到家，只见戏台上已经在收拾砌末。贺客大多告辞，只留下少数至亲好友，陪着寿星在闲谈。

    曹汝霖自是不安，向神情落寞的老父，略略说了经过的情形，陪着吃完了一顿沉默多于欢笑的寿宴，早早关门熄灯。那况味比酒阑人散不知凄凉多少倍。

    下一天一早约齐了王克敏去见徐世昌，说明实情，也发了些牢骚。徐世昌问道：“你们跟靳总理说了没有？”

    “报告过了，”王克敏答说，“总理的态度冷淡得很。”

    “靳总理的回答，”曹汝霖说，“太不负责任。”

    “他怎么说？”

    曹汝霖将靳云鹏那种阴阳怪气的语言神态，形容了一遍，接着提出请求：“务必请总统切切实实交代靳总理，责成财政部先还一部分。”

    徐世昌想了一下答说：“财政部到底向两行借了多少款子，请你们先开一张单子来。”

    这总算是有点希望了。曹、王二人辞出公府，赶回各人的银行，找会计部门立刻查账，开出清单，第二次去见徐世昌。

    一看单子，徐世昌亦吓一跳，财政部欠中国银行两千多万，欠交通银行则三千万出头。看完发愣，不知该怎么办。

    “这些都是百姓的存款，财政部吃银行，就是吃了存户。财政部不顾信用，银行不能不顾。”曹汝霖反复声言，财政部现在能筹还一部分，还有平息风潮的把握，迟则不及，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来跟翼青说，先想法子筹一部分款子接济。”

    说要想法子，自然要等待。一等等了三天，毫无消息，曹汝霖便又去看靳云鹏，问他，大总统有没有交代筹款还一部分垫款的事。

    “有。”靳云鹏说，“财政部穷得军饷薪水都发不出，哪里有钱还你们。我听说叔鲁很有钱，赌起来，一把牌就是上万进出，如果他肯垫借若干，你不就可以维持了吗？”

    一听这话，曹汝霖啼笑皆非。辞出来去看王克敏，将靳云鹏的话，告诉了他，叹口气说：“你看，这样莫名其妙的人当国，时局怎么会好转？”

    “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王克敏笑道，“他跟我说，曹润田很有办法，他替合肥借款，动辄几千万，他不肯想法子罢了！”

    “你我不能受他的挑拨，只有开诚布公合作，勉渡难关。”曹汝霖说，“看样子，恐怕非设限不可。”

    “有了限制更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尽人事而后听天命。”

    其时阴历年关已近，各学校、各机关的薪水亦都欠发，挤兑的情形亦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两行负责人真怕一旦撑持不住，在阴历年前倒闭，市面会引起极大的不安。但如能撑到除夕，新年有五天的时间可以喘口气，或者有奇迹出现，亦未可知。

    也有人提议，不妨再向日本三家银行探探口气。曹汝霖听了只是摇头。“前债未清，免开尊口。”他说，“我有什么脸再向他们去谈借款？”

    仰屋兴叹之余，又归咎到任凤苞。由任凤苞又牵出一个人，财政部次长潘复。部长李思浩是安福系健将，潘复却完全是靳云鹏捞钱的爪牙。

    此人字馨航，与靳云鹏是小同乡，都是山东济宁人。他的父亲叫潘守廉，光绪十五年的进士，在河南做过知县，笃信佛教，别署对凫居士，人如其名，“守”得一个“廉”字，相当正派。

    但有其父未必有其子，潘复却是个小人。他的资质本来不坏，笔下很来得，仪表尤其俊秀，看来是个金马玉堂的人物，无奈科举已停，只好捐了个候补知府衔，分发南京候补。当时藩司是潘守廉的同年陆钟琦，照看故人之子，邀他入幕，是很红的一个“文案委员”。

    南京是全国候补道最多的地方，两江总督端方称之为“群‘道’如毛”，流品混杂，什么人物都有。潘复既是藩司面前的红人，自然是这些候补道结纳的对象，秦淮河畔，夜夜春宵。潘复貌如潘安，生性风流，着实享了些艳福。无如“姐儿爱俏”以外，还有“鸨儿爱钞”。潘复的束脩有限，为了筹措缠头之资，在他那些酒肉朋友设计之下，什么钱都要，品行就此搞坏了。

    以后陆钟琦调升山西巡抚，潘复也跟着到了太原。武昌起义，山西响应。陆钟琦阖家殉难，做了大清朝最后的一个忠臣。潘复回到济宁，不知怎么结识了靳云鹏，臭味相投，合资办了一家鲁丰面粉公司。未几进京，在财政部当科员，浮沉下僚，很不得志。

    靳云鹏却慢慢得意了。潘复刻意逢迎，竟成了靳云鹏的心腹。奉军中山东人很多，潘复为他拉拢中下级军官，以及在京里的一班小政客。靳云鹏之能脱颖而出，得力于张作霖、曹锟的力保。而张、曹认为靳云鹏不坏，自然也得力于潘复为他制造的口碑。为了酬谢起见，靳云鹏未经李思浩同意，便发表了潘复为财政部次长。明令见报之日，政要相顾愕然，不知这名不见经传的潘复是何许人。

    李思浩任财政多年，自然晓得他的出身，认为靳云鹏做事太离谱，恃有安福系的后台，据理力争，拒绝潘复到部，事情成了僵局。

    于是靳云鹏找人出来调停，由潘复请假二十天，李思浩派一个姓钱的代理，然后由靳云鹏发表姓钱的为烟酒署长，潘复方能到任。

    一当了次长，场面自然阔了，每夜在家宴客。北京的规矩，“条子”可以叫到家来，所以潘公馆莺莺燕燕，比八大胡同的“小班”还要热闹。酒食征逐之余，继以通宵豪赌，但潘复自己却不入局，只是拥妓作壁上观。

    任凤苞便是此时为潘复所勾结，将交通银行所存的准备金，一千万日元借了给财政部。大部分发了军饷，包括徐树铮所练的边防军在内，李思浩也就无话可说了。

    但发军饷之中，却大有花样。军阀吃了空缺，自然要分润各方面，潘复则进一步讲条件，照领据打七折或八折实发，便有两成到三成的好处。一部分孝敬靳云鹏，一部分作为应酬费，一部分便入潘复私囊。当然，任凤苞如果没有好处，岂肯担此风险？谣传任凤苞买了曾为吴梅村所歌咏的、铁狮子胡同明朝田皇亲的住宅，钱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开始，北洋政府就靠借债度日，一是发公债，民国刚进入九年，公债已发了十次，总计金额不下三亿元之多。二是借外债，日本方面的路子是不大走得通了；财政总长李思浩另辟蹊径，以烟酒公卖收入作担保，向两家美国银行各借五百五十万美金，合计一千一百万，但除了军费、外债利息这些必不可少的支出以外，所余无几。各学校教职员的薪水无着以外，各机关亦普遍欠薪，因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与“灾民”相对而言的“灾官”。

    受“灾”的程度各个不同。交通部是阔衙门，光是虽已停止发行，但仍为“有价证券”，可供抵押担保之用，并且有市价的所谓“京钞”——中国交通在京发行，印有“北京”字样，在民国五年为袁世凯下令停兑的钞票，积有两千一百万之多。财政部近水楼台，比较方便。陆、海两部可在军费中想办法。外交部颜面攸关，政府要尽力维持。农商部管着好些厂矿，别有生财之道。司法部有好些规费收入，不妨截留。“灾情”最重的是内政部与教育部。

    就在这“灾官”满目的当儿，中交两行无法维持，开始限制兑现，最初是限制数目，后来限制时间，银行只开门半天。这一来市面上谣诼纷传，大起恐慌，于是治安机关出面干涉了。

    北京的治安机关归三个人负责，一个是步军统领，由江朝宗换为李长泰，又由李长泰换为王怀庆；一个是警察总监，从袁世凯时代就任职的“当方土地”吴炳湘，垮在五四运动上，现在换了满脸横肉的段洪寿；再有一个是宪兵司令秦华。每夜“三堂会审”，将王克敏、曹汝霖找了去，询问库存现金多少，兑出多少，尚余多少。对这件事，曹汝霖很不高兴，终于有一天跟段洪寿发生了冲突。

    “你们要知道，不是两行亏空，是帮政府的忙受的累。你们这样子每天审强盗似的，算什么？”

    段洪寿自居为“地面上的”，毫不在乎地答说：“这是你们跟政府的事，我管不着。”依旧逐日盘问如故。

    曹汝霖不但受“地面上的”气，还要受“纸面上的”气——北京的报纸有三四十家之多，异军突起有张《京报》，主事者名叫邵振青，写稿时署名“飘萍”，他籍隶浙江金华，是个贫家的孤儿，靠父执帮忙，念过两年法政学校，以后就赤手空拳，闯荡天下，养成了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性格。由于善交际、反应快，文字亦颇够水准，因而得任《申报》的访员，派驻北京。《申报》是全国第一的大报，邵飘萍挟报自重，北京政界亦多愿假以辞色。钱能训是浙江嘉善人，以同乡关系，走得很近。因而邵飘萍亦常出入徐世昌的公馆。清朝的“太傅”得以出任民国的总统，邵飘萍的捧场之功，自不可没。徐世昌手里有一笔由清室资助的“活动费”，是总额三百六十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市价约为票面的七折，徐世昌拿这笔钱广结善缘，邵飘萍亦分到不少。他拿这笔钱办了一张《京报》，同时还买了一辆汽车，衣饰华丽，举止阔绰，自不在话下。

    北京的门房，向来以来客的排扬定应付的态度。那时北京的汽车，一共不到一百辆，除了洋人，都是达官贵人所乘坐。因此，访员看汽车的动静，可以编出一段“要闻”来。譬如看到财政总长的汽车，出现在总理官邸门前，便会写出这样一条电讯：“日昨某总长访谒阁揆，截至记者发电时止，已长谈两个钟头，尚未辞出。某总长素为某总理所倚重，闻此次谈话内容，与内阁改组有关，对于孰去孰留，某总长之意见与阁揆不尽相同，如何安排，煞费踌躇，故讨论久之又久云。”究其实际，是财政总长的小儿子，要去看他的小朋友——内阁总理的孙子，所以由奶妈带着，坐了汽车去串门子。

    但邵飘萍虽然也编新闻，却非纯然的空穴来风，就因为好在他有一辆汽车，公府及要人公馆，出入无阻。见得一面，寒暄数语，问得两三个问题，回去加油添酱，便是一篇独家的“本报专讯”。因此，《京报》很快地站住脚，销量扶摇直上，俨然是北京的第一大报了。

    报纸有了地位，邵飘萍的生财之道便广了。本来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没有一家不领津贴的。不过他人可以争多论少，讲讲价钱。邵飘萍是说一不二，要多少便是多少。不遂所欲，马上就会“报上见”。曹汝霖不知怎么得罪了他，所以挤兑风潮一起，邵飘萍便在报上说风凉话。及至限制的规定一公布，更是以同情存户的姿态，对曹汝霖展开了恶毒的人身攻击。

    邵飘萍说曹汝霖经手借日款，获得巨额回佣，所以同福夹道新造的住宅，富丽非凡，陈设尽是无价之宝。家里还有库房，积金无数。他建议交通银行的存户联合起来，到他家要求开兑。这些煽动的话，虽太过分，还不算荒唐，但最后加上一个尾巴，却露马脚了。

    这个尾巴是狐狸尾巴。他说：“如果曹汝霖不肯开兑，存户即不妨取曹家的陈设及藏金作抵押，不怕他不赶紧开兑。”这等于公然教人做强盗，岂有此理。因此，明眼人，哪怕是受了“五四”宣传的影响，骂曹汝霖“卖国”的人，亦都知道，这是邵飘萍挟嫌报复，而煽动他人为他去做打手，陷人入罪，其心尤为可诛。

    因此，曹汝霖仅是生气，并未受到实质上的损害。不过，两行挤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曹汝霖先还期望内阁无论如何会有办法拿出来，及至听到与直系往来密切的王克敏告诉他的一个内幕消息，不能不死心了。

    王克敏所带来的内幕消息是：安福系正在倒阁。

    事起于直、皖两系的不和，已发展为表面化。当挤兑风潮正开始时，冯国璋一病而亡，得病的原因是抑郁，他放弃了刮地皮带做生意，一年可以收入两百万的江苏督军，来当空头的大总统，受尽了段祺瑞、徐树铮的气，原指望着代理期满，还可以正式当选连任一次。但先是因为财权在段系手里，他们可以用“参战神秘费”的名义，每月列支十四万元，作为安福俱乐部的经费。冯国璋却无法提用任何公款来组党，以致在国会方面，一无凭借。后来看看形势不对，大破悭囊，加上长江三督的报效，共凑了两百万元，交王克敏去“运用”，却是为时已晚，“赔了夫人又折兵”，为段祺瑞硬逼下台，不得已而求其次，想当徐世昌的副总统，却又因梁士诒的反对，以及徐世昌的不愿开罪段祺瑞而成画饼。

    冯国璋一死，曹锟便成了直系的首领，于是久戍衡阳，与西南已通款曲的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率同属下三混成旅旅长，联名电请曹锟转呈当道，要求撤防北归。皖系得到秘密消息，吴佩孚已收受了西南所送的“开拔费”，总计毫洋六十万元，先送半数，到开拔时再送半数。事既如此，吴佩孚撤防已势在必行。但这一来，对皖系大为不利，因而压迫靳云鹏更换河南督军赵倜，代以段祺瑞的至亲长江上游司令吴光新。这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河南这个地盘在手里，可以阻遏西南方面进军。

    但是，徐世昌只同意任命安福系的王印川为河南省省长，拒绝了吴光新的新任命。因为赵倜是比较中立的，跟阎锡山一样，只求保持自己的地盘，可以成为南北之间军事方面的缓冲者。如果一换了吴光新为河南督军，湖北就处在夹缝中了。因为吴佩孚自衡阳撤防，仍处湘南，一向受两广支持的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必然麾军北上，接收第三师的防区，湖南督军张敬尧必非敌手。这一来南北隔着湖北而成为对峙之势，吴光新如借道湖北攻湘，就会替河南带来战祸。

    徐世昌虽是天津人，却久居卫辉，在那里有住宅、有田产，且在苏门山中筑有避暑的别墅，所以已视河南为故乡，自然不愿桑梓蒙受战火，所以坚拒更换豫督的任命。

    这一来靳云鹏无法对“老师”交代，只好请辞。当然，这只是一个姿态。而安福系则决定倒阁，仿照日本军部杯葛首相的办法，不出席阁议。靳内阁中有安福系所推荐的三总长：财政李思浩、交通曾云霈、司法朱深，在三月三日的阁议缺席，第二天递上辞呈。而且安福系表示，靳云鹏辞职后，可以同意徐世昌一度提议过的，他的同年周树模组阁，并照日本组阁的惯例，推荐徐树铮出任陆军总长。

    哪知曹锟为了分化皖系，决定支持靳云鹏，跟张作霖亦取得协议。及至听说徐树铮要入阁，更加强了支持靳云鹏的决心。有此有力的奥援，靳云鹏亦就不管“老师”了，就在李、曾、朱的辞呈送到时，他突然到国务院办公，宣布打消辞意。

    这一来安福系倒阁的行动，形成僵化，于是张作霖派人劝段祺瑞让步。其实河南督军赵倜，本来是守中立的，看皖系要取而代之，一气之下，倒向直系，公开通电，反对皖系所主张的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同时在河南调兵增防，准备反抗吴光新武力接收。见此光景，段祺瑞只得撤回更换豫督的要求，安福系三总长亦收回了辞呈，倒阁风潮表面算是平息了。

    但直、皖两系的裂痕，已无法弥补。直系积极联络张作霖，预备打倒安福系及徐树铮，所以曹锟在保定召集八省同盟会议。八省是东北的奉、吉、黑，长江三督的地盘，加上赵倜与曹锟自己，秘密做成以强硬手段解散安福俱乐部及拥靳但不反段的决议。

    见此光景，靳云鹏大伤脑筋。他在实际上早已背叛师门，投向直系，但表面上还算是段祺瑞的人。一旦直、皖开战，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能不预先做个姿态，因而在四月初请假，意思是局势继续恶化他就只好辞职了。

    其时段祺瑞负气，迁居南苑的团河，一面准备跟直系开战，一面仍旧要求政府责成曹锟禁止吴佩孚撤防。但曹锟是一味敷衍，吴佩孚目空一切，更不会重视徐世昌的命令，按照预定日程，由水陆两路撤军北归。他自己由水路自衡阳启程，经株洲、湘潭到长沙，沿途接受地方士绅欢迎、欢宴、欢送。这样一路到了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招待尽礼，奉送军饷六十万元。吴佩孚踌躇满志，诗兴大发，作了一首五古，题为《回防途次》：

    行行重行行，日归复日归。

    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

    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霏霏。

    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

    孰意辇毂下，奸孽乱京畿。

    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

    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

    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

    春满潇湘路，杨柳同依依。

    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

    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

    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

    周公徂山东，忧谗亦畏讥。

    军中名将在，江上昔人非。

    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机。

    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

    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

    丈夫贵兼济，功德及巍巍。

    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

    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

    春日雁北归，万里动芳徽。

    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

    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

    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这首诗传到段祺瑞手里，一看“孰意辇毂下，奸孽乱京畿”，勃然大怒。恰好曹汝霖去看他，便劝他不必生气。

    “吴子玉自命儒将，其实不通，这首诗乱七八糟，不知说的什么。一会儿写景，一会儿抒抱负，与触景生情，全不相干。既自命‘名将’，又要‘兼济’，成就一番‘巍巍功德’的相业；一会儿‘止戈以为武’主张和平，一会儿又说‘同仇复同仇’，自励敌忾之志。撤防而用祖逖击楫渡江的典故，情事全不相类。‘何日摧狂虏’亦不知指的是谁。”

    听得这一说，段祺瑞的气略微平了些。“吴某人撤防，不遵命令，擅自行动；徐又铮收复库伦，外蒙撤治，重归版图，贤愚不肖，大不相同。现在直、奉两方面，都视又铮为眼中钉，天下还有公道是非吗？”

    曹汝霖没有搭腔。因为徐树铮筹边，其志可嘉，手段上操之过急，很可能留下了隐患。同时，这也不是徐树铮一个人的功劳，不过段祺瑞对徐树铮近乎“溺爱”，见事不明亦是必然之理。

    “芝公，”曹汝霖是怕见战火，特来相劝，“曹仲珊、吴子玉实在也太难了。不过芝公总要以北洋团体为重，无论如何，相忍为国。一旦火并，不论胜败，外人看起来总是自相残杀，北洋团体是分裂定了。现在南北对峙，北洋再一分裂，又怎么要求南方讲和？”

    段祺瑞不作声，是不接受但也不反驳的态度。于是曹汝霖再鼓余勇，慷慨陈词。

    “现在民穷财尽，我以局外人，不免抱杞人之忧。芝公是北洋元老，对曹仲珊总还有交情在；至于吴子玉是后辈，不必跟他一般见识。他有轨外行动，你以元老资格，无论用什么方法制裁都可以，就是不能兵戎相见。北洋团体如果由你手里毁掉，这件事是交代不过去。”

    “毁北洋团体的不是我，”段祺瑞愤愤然，“润田，你还不明了内容，吴佩孚自通电言和，擅自撤兵，早已目无中央，纲纪荡然。而且私受南方军饷，与通敌无异，哪里还像军人？曹仲珊庸才，受吴利用，逼我太甚；如今竟挟制东海，下令免徐又铮的职。又铮何负于国？东海只图两面讨好，受曹仲珊的挟制，于国事有害无益。”他停了一下，态度更显得坚持了：“我已忍了好多时候了。忍耐是有限度的。我让步，人家进步，逼到我忍无可忍，只好直道而行。是非功罪，我一身承当，决不逃避。”

    其时张敬尧不敌湘军谭延闿、赵恒惕、鲁涤平，节节败退，自长沙逃向兵州，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也算是段祺瑞的部下，恰好给了直系渲染的资料。因此，直皖之战，虽还在密云不雨的酝酿时期，但舆论已经做出判断，同时也是希望，皖系必败。

    皖系自认为是有把握的。段祺瑞亦是如此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实力，自己知道，尤其是徐树铮与段芝贵，新型大炮的威力有多大，步枪的射程胜过对方几许，重机枪的威力可以发生怎样的作用，经过演习，曾有纪录。直系仅靠第三师吴佩孚，何足为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