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

弄好处”的机会多的是，不妨先“放一马”。

    因此，这顿小板子虽打肿了屁股，但在杨乃武的感觉中，不过比小时候在蒙馆中挨塾师的藤条，痛得稍微厉害些。这一阵痛，亦只有激起他更多的愤恨而已。

    “招！”陈鲁大喝一声。

    “招什么？”杨乃武也提高了声音，“本就是‘莫须有’的事，叫我从何招起！”

    陈鲁没有想到，受了刑罚的杨乃武，居然出言顶撞，态度更为恶劣！他咬着牙狞笑道：“你大概苦头还没有吃足！好吧，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官法如炉’！来啊！”

    “喳！”仍是那掌刑的差役上前应答。

    “今天要动大刑了！”

    “喳！”那差役回身高喊，“奉堂谕：大刑伺候！”

    所谓“大刑”便是三根枣木用两条麻绳穿住的夹棍，只听“嚓啷啷”一声，掌刑的下手，拿来棍使劲地往地上一摔。胆小的只听得这一响，就会发抖。

    “慢着！”陈鲁手指掌刑的差役说，“我还有话。”

    “是！请大人吩咐。”

    “想这杨乃武，心肠虽然狠毒，刀笔也很厉害，到底只算个文弱书生，不比江洋大盗，非用夹棍不招。然则，我又为什么要动大刑呢？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掌刑差役一愣，赔笑答道：“小的不明白。”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顿夹棍，是你作成他的！如果刚才二百板子替我着实打，他有不招的吗？只为你受了他家的好处，手下留情，不叫他吃苦头，他才敢这样子不怕朝廷的王法。如今用了小板子，不能再用大板子，只好用夹棍。照此说来，这顿夹棍，岂非你作成他的？”

    听此一说，掌刑差役既觉冤屈，又感惊惶，极声答说：“大人明鉴！小的决不敢犯法，请大人去查，查出来受了杨家的贿，任凭大人定罪。”

    “我也不必查！我只告诉你，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如果你再敷衍公事，连夹棍都夹不出口供来，你想会怎么样？”陈鲁自问自答，“无非一堂一堂再审，一堂一堂再夹，你害他皮肉多受苦而已。好了，下去动手。”

    掌刑的差役怀着一肚子的委屈，心想：哪有这种自作聪明，不讲道理的官？倘或犯人是个罪证确实的十恶之徒，凭他这番话，就不妨拿犯人整死。拼着挨一顿板子，不当这个差使，也得让官儿落个革职或者降调的处分。

    因为如此，下手就不同了。向来用刑的宗旨，亦可以说是“刑期无刑”，不动刑而能让犯人从实招供最好，所以用刑之前，必先威吓，喊堂威，摔刑具，都是这样的用意。动到大刑，尤其慎重，将犯人的双腿夹好以后，还要听堂上招呼，说“收”才收绳子。这时由于有受贿徇情的嫌疑，掌刑的差役便不等堂上下令，向下手做个手势，使劲将麻绳一收，只听杨乃武嗷然一声，随即没有声息，跪着的上半身软塌地往一旁倒了下去。

    一看犯人昏厥，陈鲁也有些着慌，心知道是掌刑差役负气，故意下此重手。但因有话在先，不便呵斥，更不宜张皇，勉强保持沉着，静以观变。

    见此光景，夹棍自然松了，下手取来一碗冷水，满满含了一口，使劲喷在杨乃武脸上，然后扶起他来，抹胸拍背，乱了好一会儿，才得将他救醒。

    人是醒了，浑身还在发抖，这又不尽关乎痛楚，而是一想到便觉心悸。同时信心尽失，知道自己受不住刑罚，势必屈打成招，输了这一场官司，由此想到绑上法场的情况，身子抖得更厉害了。

    “招是不招？”陈鲁警告，“不招还要夹。”

    掌刑的差役自知鲁莽，心怀疚歉，便即劝道：“你招吧！再夹一次，你的两条腿就不是你的了。”

    杨乃武还在犹豫，一招就是两条命，生死出入，关系太大，明明没有这件事要承认有，自己冤枉自己，实在于心不甘。

    “招！”陈鲁催促着。

    “大人，”杨乃武凄厉地喊，“冤枉……”

    “可恶透顶！”陈鲁拍桌大吼，“再替我夹起来！慢慢收。”

    于是掌刑差役亲自动手，将夹棍的部位移动了一下，因为夹在原来受夹已伤之处，真怕杨乃武的双足会成残废，而且一夹之下，可能又会昏厥，岂非自找麻烦？

    新夹之处，在小腿的腿肚子上，肉头较厚，所以绳子初收的时候，杨乃武还能熬得住；及至慢慢收紧，就使劲咬牙也没用了。只见他冷汗淋漓，齿震有声，从牙缝中挤出尖锐的嘶喊。掌刑差役知道差不多了，特意先放一放，然后蓦地里一收，杨乃武不由自主地狂喊：“招，招！”

    听得这一声，绳子立刻就松了，杨乃武仆倒在地，只是喘气。陈鲁怕他一松了刑，多想一想又会“放刁”，所以连连拍桌催促：“招，招，快招！你的砒霜是哪里来的？”

    “是——”杨乃武只觉得脑中有无数金苍蝇在乱飞，茫然半晌，忽而想起，由余杭进省，经过仓前镇，在一家药店中买过豆蔻，跟药店主人闲谈过一阵；再想一想，记起招牌：“爱仁堂。”

    “爱仁堂？”陈鲁问道，“在什么地方？”

    “在仓前。”

    “你买了多少钱的砒霜？”

    “四十文。”

    “药店里怎么肯卖砒霜给你？”

    “因为，因为我说要毒老鼠。”

    “就毒老鼠，药店也不会卖给你，除非你跟药店的老板是熟人，信得你过。”

    “是！是认得的。”

    “哪里药店老板，姓什么？”

    “姓钱。”

    “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

    萍水相逢，片刻盘桓，知道爱仁堂的老板姓钱就够了，何须请教人家的名字？回答“不知道”是实话，反问一句“怎么不知道”就太没有道理了！

    杨乃武这样转着念头，突然灵机一动，发现一丝生路，心里在说：陈鲁，陈鲁！你伤天害理，刚愎自用，我要叫你在这毫无道理的一问上，自留破绽！到那时领教了我的手段，前程已经不保，方知悔之晚矣！

    原来杨乃武熟谙律例，亦深知官儿的心理。刘锡彤与陈鲁一意罗织入罪，凡事不假深究。不过，此案起码还要经过两次面审，一次部议，只要按察使与巡抚两审，有一位不肯马虎，就必定会传爱仁堂钱老板到堂讯问。一问名字不符，当然要追究缘故，那时自己就可以翻案了！本来是受刑难熬，胡乱攀供；而问官偏要提名字，情极无奈，只得随便捏造。这一来，不就足以证明，所有如何买砒霜毒鼠的话，皆为“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的子虚乌有之词？

    主意一定，随即答道：“想起来了，叫钱宝生！”

    买砒霜一节，有地方、有日子、有原因、有数目；而卖砒霜的亦有名有姓，事无可疑。陈鲁认为别的都无须再问，只要查证一件事：钱宝生卖砒霜的情由。

    等退了堂，犯人还押钱塘县，陈鲁随即派人将刘锡彤请了来，当面交代：“贵县回去，立刻传爱仁堂的钱宝生来问明白，杨乃武去买砒霜，是不是以毒鼠为名？钱宝生有无串通情事？这一点弄清楚了，详报本府，全案就可以往上移送了。”

    “是！”刘锡彤对陈鲁的支持，非常感激，奉命唯谨地答说，“卑职马上回县遵办，赶月底以前，一定呈复到府。”

    回到余杭，将审问的经过告知了黄寿山，这位刑名师爷，微有意外之感，“杨乃武居然招供了！”他说，“我总以为他无论如何熬刑不招，这一招死定了。”

    “自作孽，不可活！”刘锡彤答说，“老夫子，我想请教你一件事。像这样的案子，钱宝生怕受连累，一定不肯承认有卖砒霜给杨乃武这件事，那时该怎么办？”

    “除非有人作证，说眼见其事，否则，他要赖是赖得掉的。”黄寿山说，“如果杨乃武所供属实，钱宝生没有什么责任。这一层能够向钱宝生说明白，他或者会承认。”

    “对！先要设法觅一个人跟钱宝生去好好开导一番。这个人——”

    “这个人不难找！”黄寿山抢着接口，“现成有个章抡香在那里。”

    章抡香名叫章浚，举人出身，而会试多次落第，依例申请“大挑”，挑中的放知县，次等的补学官。章浚得了个“训导”，分发福建，学官清苦，又嫌福建路远，情愿不就。他的笔下很来得，现在为刘锡彤延揽在县衙门里，是专管函牍的“书启师爷”。

    于是刘锡彤回到签押房，将章抡香请了来，关上房门，很客气地问道：“抡香兄，贵处有家药铺，字号叫作爱仁堂，店主姓钱，想来认识？”

    杨乃武这件案子，已经轰动余杭，在杭州受审的情形，无人不在谈论，章抡香亦已听说。如今见居停提到，必有缘故，因而很谨慎地答道：“爱仁堂知道，姓钱的不认识。”

    答语坦率，话风甚冷，刘锡彤有些接不下去。愣得一愣，方又说道：“抡香兄是孝廉公，仓前的地方领袖，姓钱的自然信服。抡香兄，杨乃武一案，我想请你在公事上帮忙。”

    “只要帮得上忙，理当效劳。请东翁明示。”

    “是这样的——”刘锡彤撮要叙述经过，“这钱宝生可能为了讼累，不肯承认。其实，于他毫不相干，案外之人，我绝不会无端将他牵涉在内。这番意思，想请抡香兄跟他说一说明白，或者面谈，或者函告，悉听尊便。”

    章抡香心想，果如所云，这个忙倒可以帮得。不过，以自己在仓前的身份，忽然回去找钱老板说话，必定引起猜测，绝不可行；至于写信，有笔迹落在外面，亦很不妥。

    盘算了一会儿，觉得只有一个办法，“信，我遵东翁的吩咐，照写；不过，东翁，这封信在钱宝生手里，只怕于东翁亦有妨碍。”他紧接着说，“我想这样，信先留在东翁手里，等传了钱某来问，如果他照实承认，自无话说；否则，东翁拿我的信给他看，有我保证，决不牵累，他或者肯说实话。”

    “是，是！”刘锡彤大为赞成，“抡香兄思虑周详，佩服，佩服。既然如此，就请在这里大笔一挥，事情就更严密了。”

    章抡香觉得这话也不错，便就签押房中现成的笔墨写了一封信，开头的称呼是“宝生乡兄惠鉴”，不叙客套，在“敬启者”之后，将刘锡彤的话都写在上头，最后要求钱宝生承认曾卖砒霜给杨乃武，当然也提供了“绝无讼累”的保证。

    信写得很切实，刘锡彤深为满意。为示慎重，亲手锁在他儿子从上海买来的保险箱中，然后出票传唤爱仁堂店主钱宝生到案讯问。

    讯问是在花厅里。等钱宝生磕过头，刘锡彤格外客气，准他站着回话。

    “你是爱仁堂药铺的老板钱宝生？”

    “大老爷！小人开的药店叫爱仁堂不错。不过，小人单名叫作钱坦，东床坦腹的坦，不叫钱宝生。”

    第一句话就问得不大对路，刘锡彤大为诧异，想了一下问：“你大概从前用过钱宝生这个名字，倒想想看，也许偶尔用过，忘记掉了！”

    “不会。自己用过的名字，怎会忘记？”

    “那么，”刘锡彤一时想不通钱坦变成钱宝生的道理，暂且丢开，换句话问，“杨乃武你是认识的？”

    “只见过一面，不能算认识。”钱坦答说，“十月初，杨举人进省，经过仓前，在小店里买药，谈起来才知道他是新科举人。小的就留他吃茶休息，坐了有个把钟头，以后就没有再见过。”

    “噢！”刘锡彤问，“杨乃武买的什么药？”

    “不大记得清楚了。无非砂仁、豆蔻、藿香正气丸、诸葛行军散之类，出门要常带的药。”

    “没有买毒老鼠的药？”

    “记不得了。”

    听得这个回答，刘锡彤立即想到，钱坦已有闪避不认之意。因而轻描淡写地问：“砒霜是不是可以毒老鼠？”

    钱坦笑了，“回禀大老爷，”他说，“人也毒得死，更不要说是老鼠。”

    “那么，平常有没有人来买砒霜毒老鼠的呢？”

    “偶尔也有。”

    “杨乃武呢？”刘锡彤问道，“有没有在你店里买砒霜？”

    这一问，问得钱坦大惊失色。原来他并不知道杨乃武在杭州府诬供，砒霜出自爱仁堂，故而余杭县传他到案候讯时，心里还不怎么怕。现在才知道，是被牵涉在小白菜谋杀亲夫一案中，这是从何说起？钱坦不但惊惶，而且愤怒，断然决然地答说：“没有！砒霜不好乱卖的！”

    这一回答，并不算意外，刘锡彤仍旧和颜悦色地问道：“要怎样的人，你才会卖砒霜给他呢？”

    “第一，有郎中的方子；第二，是熟人，晓得他买砒霜有紧要用处，不是去害人，小的才会卖给他。”

    “什么叫紧要用处？”

    “譬如打鱼的，数九寒天，光着身子到河里去捞鱼，就一定要吃一点砒霜，不然会冻杀。”

    “原来砒霜还有这样的用处。”刘锡彤问，“要吃多少才会死？”

    “这，小人就不大清楚了。”钱坦答道，“听说不能过一钱。”

    “照此说来，只要对买砒霜的人信得过，你也会卖给他。像杨乃武这种新科举人，是有身份的人，又说买回去毒老鼠，用途也跟你说明白了，你当然会卖给他，是不是？”

    “是的！”钱坦答说，“他如果要跟我买，照大爷所说的，小人会卖给他。不过，他没有开口要买，小人也没有卖给他。小店今年就没有卖过砒霜。”

    问到这里，推车撞壁，必得要转弯了。刘锡彤便问：“钱坦，你识不识字？”

    “开药店的要看药方，没有不识字的。”

    “好！我给你看封信。”

    这封信就是章抡香的亲笔，看到称呼，钱坦就说：“这封信不是写给小人的，是写给一个叫‘宝生’的。”

    “你先不管！看完了再说。”

    钱坦将信看完，皱一皱眉说：“章先生，是我们仓前的举人，小人高攀不上。”

    任凭刘锡彤如何开导，反复譬解，钱坦始终不肯松口，却也不是一口回绝，只把话扯来扯去，节外生枝，不着边际。将个刘锡彤惹得几次三番想发怒，而终以“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古话的警惕，勉强抑制火气，跟钱坦慢慢地磨。

    眼看已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却不道门丁沈彩泉悄悄掩了进来。附耳数语，顿觉“柳暗花明又一村”，精神为之大振。

    “好吧，钱坦！”他不再是软语商量，而是提高了声音打官腔，“既然你一口咬定了，本县想开脱你也不能够，只有拿你解到杭州府，你自己去申辩。”

    “就在杭州府大堂，小的也只是有啥说啥，决不敢随便瞎说。”

    “那都随你！”刘锡彤对沈彩泉说，“你把他带下去。”

    等沈彩泉将钱坦带出花厅，走过回廊，在转角无人之处，他站住了脚叫一声：“钱老板！”

    “沈二爷。”钱坦也正有话要问，“大老爷说要送我到杭州府，哪一天走？怎么走法？可以不可以我先回仓前，直接到杭州报到？”

    “报到！你到哪里去报？”沈彩泉质问似的说，“你要去自投罗网！”

    “怎么叫自投罗网？”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兄弟来了！托陈秀才带了他来的，你们自己去谈。”

    钱家弟兄两个，钱坦是老大，老二名叫钱恺，为人很老实。听说胞兄为县里传唤了去，不知吃上了什么官司？想起与陈竹山一向相熟，他在“县大老爷”面前很吃得开，特意登门拜托。陈竹山当然很热心，立即带着钱恺到县衙门，先到门房里打听案情。

    “大老爷正在花厅里问案。”沈彩泉从抽斗里取出一张纸，交给陈竹山，“喏，就为杨乃武、小白菜的案子。”

    听说是牵涉在这一案里面，钱恺吓得脸色都变了。陈竹山对杨乃武在杭州府所供，已略有所闻，随即安慰他说：“你不要着急！虽说杨乃武的砒霜，是在你家爱仁堂买的，不过你家老大是很精细的人，卖砒霜给他，一定有个原因。等我看了供单再说。”

    “杨乃武是为毒老鼠买砒霜，哪知道他去害人？”沈彩泉插嘴说道，“跟钱老板毫不相干。”

    听得“门政大爷”这么说，钱恺自是大感宽慰。而陈竹山却从沈彩泉的话中，听出暗示，点点头不作声，先看供单。

    供单上果如所云。陈竹山亦用极有把握的声音说：“不要紧，不要紧！牵连不到你家老大头上。”

    说着，一面将供单递了给钱恺，一面使个眼色将沈彩泉约到一边说话。

    “这一案的关键，在钱老板身上。”陈竹山又说，“有件事很奇怪，钱老板单名钱坦，杨乃武怎么说他叫钱宝生？”

    “大概把名字记错了。”

    陈竹山的见识，比沈彩泉到底要高明些，他不能同意记错名字说法，“记错有记错的原因，或者音同，或者写法差不多。钱坦与钱宝生，一个单名，一个双名，声音、写法，完全不同。”他很有把握地说，“决不是记错！”

    “那么是故意说错？啥道理呢？”

    “我看，姓杨的不怀好意！故意留个漏洞在那里，预备将来好翻案。”

    谈到处理案子的手法上，沈彩泉的花样却比陈竹山多，“只要钱老板一承认，铁案如山，姓杨的哪里翻得了？”他说，“至于钱坦还是钱宝生，详复的公事上头，不必写明白，只说‘钱姓店主’就可以了。姓杨的总不能自己说破，有意将钱坦说成钱宝生。那一来就是他自己承认招供不实，先吃顿板子再说。”

    陈竹山深深点头，悄悄叮咛：“你进去看一看，如果钱老板不肯承认，请县大爷不必问了！我来跟他说。”

    将钱坦带到门房，沈彩泉使个眼色说道：“大老爷吩咐：证人不肯说实话，只好移送杭州府。一句话可以了的事，自己找麻烦！唉！”说完，摇头叹息着走了。

    这是暗示，也是有意避开，陈竹山心中明白，向钱坦说道：“钱老板，我跟令弟是好朋友，他来托我，我不能不管。老沈的话，你听见了，如果拿你一移到杭州府，你陪着这场人命官司，只怕一爿爱仁堂赔在里头都不够。”

    “这，这是怎么说？”钱坦有些着急了，“跟我毫不相干的事。”

    “不错，跟你毫不相干。不过你要晓得，俗语说的，‘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杨乃武要咬你，就算你倒运。解到杭州府，你当然还是不肯承认，砒霜没有来路，就不能结案。案子一层一层往上送，犯人一堂一堂提来问。那时候，钱老板，你生意就不要做了！自己贴房饭钱住在杭州城里，只等差人来传你好了。”

    听得这话，钱坦呆住了，好半晌才说了句：“这不是冤枉吗？”

    “光是赔两个钱，还不算冤枉。”陈竹山索性再吓他，“你遇到像本县刘大老爷这种官，还好说话；遇到不讲道理的，说你跟杨乃武串通一气，是谋害葛小大的共犯，不肯实供，拿你推翻了剥掉裤子，请你吃一顿‘毛笋焖腊肉’！钱老板，那时候你不但倾家荡产，只怕还要家破人亡！”

    最后几句话说得钱坦毛骨悚然，“陈先生，”他不自觉地软语恳求了，“这哪里吃得消，无论如何要请你想个法子。”

    “你不要着急！本来就不要紧，只不过你自己跟你自己过不去。来、来，你先看一看杨乃武的口供！”陈竹山指出供单上的一行字，“其实，杨乃武倒没有害你的心。”

    口供上写得很明白，杨乃武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这话他也听刘锡彤说过，现在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可是，“我实在没有卖过砒霜给他。”钱坦这样说，“假是假，真是真，不好瞎说八道。”

    “你看，”陈竹山换口气，对钱恺说，“你老兄死脑筋，跟他说不通，有啥办法？”

    “陈先生，你不要生气！他是脑筋没有转过来，慢慢跟他讲得明白的。”

    “好！”陈竹山点点头，放出耐心来谈，“钱老板，我倒问你，你不知道杨乃武买了砒霜去害人，是不是？”

    “是啊！我哪里知道。”

    “不错，杨乃武也没有告诉你，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说要毒老鼠问你买砒霜，你看他新科举人，不像会做坏事的，是不是会卖给他？”

    钱坦想了一下答说：“像他这样的人，如果一定要买砒霜毒老鼠，我会卖给他的。”

    “那不就对了！”陈竹山又作了一个譬喻，“好比你开铁器店，有人来买一把刀，说是屠宰用的，要格外锋利，你自然卖了给他。结果他拿那把刀去杀人，难道你也有责任？”

    这个譬喻为钱坦所接受了，可是，他又有疑问：“杨举人怎么说我叫钱宝生？我明明叫钱坦。”

    “那是杨乃武弄错了。你姓钱是不是？”

    “是啊。”

    “开的药店叫爱仁堂是不是？”

    “这，我没有说我的店不叫爱仁堂。”

    “那就是了！姓钱，爱仁堂没有错。至于为啥叫钱宝生，那要去问杨乃武。你要知道，那时候他刚刚上过夹棍，一个人到了那种时候，脑筋是不大清楚的。”

    “大哥，”钱恺也劝他，“陈先生说得很明白了，你承认下来，不要紧的！”

    “哪个说不要紧？做官的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此刻说得蛮好，到时候眼睛一瞪，胡子一吹，拍桌子说一声：‘替我押起来！’你就有冤没处诉了！”

    “这倒也是实话。陈先生！”钱恺问道，“你说，会不会有这样的事？”

    陈竹山将个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不会，不会。”他说，“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去弄张东西给你！”

    说着，跟沈彩泉去商量，沈彩泉又向县官去请示。刘锡彤只要砒霜有着落，便可结案，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于是沈彩泉跟陈竹山又研究了一番，决定双方交换一项文件，钱坦出一个杨乃武于十月初三以毒鼠为名，向爱仁堂购买砒霜四十文，所供属实的“甘结”；而县官发一张本案与爱仁堂店主钱某毫无牵涉的“谕单”。

    “有了这张谕单，你就不必再进任何衙门去过堂了。”陈竹山说，“盖着余杭县的大印，你还不放心？”

    整整费了一天工夫，事情才得定局。钱坦兄弟谢了陈竹山，自回仓前；刘锡彤骗得了一纸“甘结”，脱然无累，亦非常高兴。饮水思源，全赖陈竹山斡旋之功，因此特地设宴犒劳，席间口口声声的“竹山兄”，显得亲热非凡。

    当然，最得意的是陈竹山，第一，进一步获得了县官的信任，以后包揽是非，不管是打官司，减漕粮，都更“吃得开”了！第二，钱坦兄弟除了口头道谢以外，少不得还有一份谢礼。而最重要的是，第三，有了钱坦的这一纸甘结，铸成如山的铁案，神仙都救不得杨乃武，从此拔去了一根眼中钉，自己可以出头了！

    正在开怀畅饮之际，沈彩泉递进来一角公文，拆开一看，是杭州府为这一案有所诘驳，说余杭县所送的人犯供词中，有“口鼻流血”的字样；而尸格中含混不清，又说“流血水”，又说“有痰涎”，情事不符。

    这是个漏洞，似乎很难补救。但陈竹山认为轻而易举，只要重新改填一张尸格，托人到杭州府打个招呼，抽换一下就行了。

    刘锡彤言听计从，将尸格上被驳的几处，一律涂改为“七窍流血”，这样，就更像中毒而死了。

    收到余杭县所附钱宝生所具甘结，以及声明尸格抄缮有误的公文后，杭州府知府陈鲁认为可以定谳了。

    谋杀亲夫，当然是凌迟处死。杨乃武为指使葛毕氏杀夫的正凶，依律应该“斩立决”——同样处斩的罪名，亦有区别，除了“斩立决”以外，还有一种“斩监候”，是暂时监禁在狱中，等候秋后处斩。得到霜降过后，刑部秋审处照例将各省所报“斩监候”的人犯，造具黄册，依照案情，建议何者应该处决，何者可以暂缓，奏请皇帝亲裁，其名谓之“勾决”。未勾到的，便可以缓死一年；或者遇到国家有大庆典，暂停行刑，亦可多活些日子。总之，是“斩监候”，就还有一线生路；而“斩立决”则是一等刑部核准处斩的公文到达，立即处决。除非及时及特赦的恩旨颁到，方能“刀下留人”，否则就算死定了。不过，这种恩旨是千古难遇之事。

    此外，就只有一个钱宝生——这也是陈竹山的主意，公文上仍旧称杨乃武所供的姓名；甘结上在“钱坦”之下，另注“宝生”二字——也有处分，是最轻的“杖责”。当然，这个处分到了余杭县是可以马马虎虎不执行的。

    听到判决，杨乃武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本为无中生有之事，而居然有钱宝生所具的甘结，证实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向什么人以何原因买到了砒霜，一切都如他自己所说，岂不是自己将自己的一张嘴堵得死死的！

    因此，杨乃武唯一的希望，就是上级审转之时，能够传提爱仁堂的钱老板列案对质，在公堂上设法找一两个漏洞，使得问官大起疑心，切实追究，才有翻案的可能。当然，最好是有人能事先提一句：“爱仁堂的老板，根本不叫钱宝生。”无奈死囚在狱中的监管极严，连与亲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又何能将心中的盘算，付诸实行？看起来，只有皇天保佑，遇着一位精明的清官，才有一线生路。

    十一月初，一干人犯由杭州府移解按察使衙门——这个衙门在靠近西湖的钱塘门，是有名的古迹。原为岳飞的故宅，其中有口井名为“银瓶井”，相传岳武穆风波亭遇难以后，他的小女儿身挟银瓶，投井殉父，就是这口正在按察使监狱附近的古井。

    岳武穆死于秦桧以片纸付狱卒的非法谋杀，毙命的地点，就在按察使衙门右面的土地庙，此处在南宋是大理寺监狱的风波亭。因此，浙江的按察使到任以后，每每以岳武穆的冤狱，引为警惕，持法务求其平。但是，杨乃武所遇到的这位按察使，却是个不甚重视民命的庸才。

    此人姓蒯，名叫贺孙，号士芗，跟当今权势赫赫的军机大臣沈桂芬一样，原籍江苏吴江，占籍顺天府大兴县，从小生长在天子脚下，说得一口极漂亮的京片子，也沾染了极深的旗人习气。问案的时候，公案上摆着上好的龙井茶，精致的水烟袋。一面问案，一面喝茶抽烟，不时还要剔一剔指甲，闻两个鼻烟。审过一堂，见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供词并无翻异，随即转解巡抚亲审。

    浙江巡抚名叫杨昌濬，字石泉，湖南湘乡人，倒是十二年才出一回，很难得的拔贡出身。不过起家却是军功，是现任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恪靖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左宗棠在浙江起家，领兵西征，与李鸿章的坐镇北洋，同为朝廷两大柱石。李鸿章的饷源在江苏与上海，占尽膏腴之地，左宗棠则视浙江为禁脔。杨昌濬的主要任务，就是替左宗棠筹饷。朝廷亦默许浙江为左宗棠的地盘，浙江巡抚应该是左宗棠的私人。因此，杨昌濬的地位极其稳固，只要将左宗棠敷衍好了，便不愁会有的调动。

    因为如此，杨昌濬在浙江颇为专横，凡事独断独行，不大有什么顾忌。不过，官声亦不太坏，像遇到这种逆伦重案，亦不敢轻忽。问过以后，还特地派人到余杭县去密查。

    所派的“委员”是个候补知县，名叫郑锡滜。刘锡彤得知这个消息，大为紧张，即时将陈竹山请了来，商量对策。

    “这怕什么？”陈竹山的态度跟刘锡彤恰好相反，毫不在乎，“查不出什么来的！”

    “竹山兄，”刘锡彤仍然是很不大放心的语气，“凡事不可大意！”

    “是！凡事不可大意。”陈竹山对他的这句话另有解释，“郑大令奉委来查案，明明是宪台调剂调剂他。这一点，倒不可大意了。”

    刘锡彤被提醒了。他当然深知官场的规矩，拿候补知县来说，浙江十一府共七十六县一州，七十七个州县缺中，经常可以调动的不过五分之一，而候补知县何止两三百？其中最硬的，是会试之年，榜下即用的进士，分发到省，遇缺即补，名为“老虎班”；其次是持有京中大老八行书的，如像当年宝鋆为刘锡彤出信那样，也不能让他久等；再次是捐班知县中钱出得多的，有特别优先补缺的名堂，也不能不格外照应。就这三类人，已占尽了经常能调动的几个缺，所以“班次”在后的候补知县，如想补上实缺，难如登天。

    补缺既难，便只有“派差使”，其名谓之“调剂”。候补知县所派的差使，花样极多，最光明正大的，自然“署缺”，譬如某县知县病故，或者因案革职，先派候补知县署理一个短时期。如果正遇上收漕粮的“上下忙”之时，哪怕几天的工夫，亦有一笔好收入。如能派上一个收厘金的差使，名为“税差”，更是非有特殊关系不能获得的“调剂”。此外还有各种杂差，譬如押运、押解等，查案亦是其中之一。

    如果拿郑锡滜的被奉派密查，当作巡抚对他的调剂来看，事情就好办了。这得有所破费。刘锡彤虽有些心疼，但“财去身安乐”，此时先就可以放心了。

    话虽如此，还是得布置一下，“最要紧的是爱仁堂。”他说，“竹山兄，这上头还要请你费心。”

    “我知道，我知道！请放心好了，不必我去找钱家兄弟，他们自会来找我。”陈竹山很有把握地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当初钱坦如果死不肯出‘甘结’，算他狠。白纸黑字落在我们手里，不怕不能牵着他的鼻子走！我这就去办。”

    陈竹山辞出县衙门，先派人去放个风声。果然钱坦由钱恺陪着，急急从仓前赶了来了。

    “你们不要紧，没事！”陈竹山不等他们开口，先就安慰，“不要说是省里来查，哪怕京里派钦差来查也不要紧。你们想，杨乃武自己这样招供，钱老板你又没有冤枉他，怕什么？”

    “是的。”钱坦问道，“上头来查，我怎么说？”

    “你就照甘结上的话说，杨乃武因为毒老鼠来买砒霜，他是有身份的人，你当然不会疑心他说假话，更不会疑心他买了砒霜去做坏事，所以卖给他了。日子、砒霜的分两、价钱，不要弄错！”陈竹山特别加了一句，“除此以外，一个字不必多说。”

    “他要问起别的话呢？”

    “什么别的话？”

    钱坦已经毫无主张，事实上亦没有更好的办法，唯有谨记着陈竹山的话，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回到仓前去等着。

    隔了有四五天，来了个余杭县的差人，上门非常客气，“钱老板，省里派了位郑大老爷来查小白菜的那桩案子，要麻烦你进城一趟。”他笑嘻嘻地问道，“不晓得你哪一天有空？”

    传唤小民讯问，居然凑人的方便，可说是件奇闻。钱坦岂止受宠若惊，简直有感激涕零之感，一迭连声地答道：“今天就有空，今天就有空！”

    “那么，我们现在就走，好不好？”

    “好啊！我们吃了饭就走！”接着便唤他的伙计杨小桥：“小杨，顺兴馆去叫四个菜来，打两斤黄酒。菜要好、要快！”

    “不，不，钱老板你不要客气，我吃过了。”

    “吃杯酒，吃杯酒！大老远来了，连顿饭都不吃，没有这道理。”

    差人是经过刘锡彤亲口交代的：无论如何不可以难为人家，一定要客客气气，让人家觉得不是来打官司。如果吓着了钱坦，到案胡言乱语，就要严办原差。因此，这个差人心里在想：如果坚持不受，钱坦心里反而不安，便歉然地笑道：“一来就叨扰，真不好意思。”

    喝着酒，钱坦少不得要问问切身之事。那个差人告诉他：郑大老爷人很和气，很好说话，叫钱坦尽管放心大胆去应讯好了。

    为了还要到堂见官，钱坦酒不敢多喝。饭罢相偕进城，原差却不回县衙门，将钱坦一直带到很体面的一处大宅，由侧门进去，是一座花园，他告诉钱坦说：县大老爷特为借了大绅士吴家的花园，做郑大老爷的公馆。问话也在这里。

    正在谈着，陈竹山从假山洞里钻了出来，一见钱坦就说：“你放心！问过一次就没事了！记住，话不可前后不符，也不必多说一句。上去吧。”

    于是原差带着钱坦，穿过假山，来到一座楠木厅前，叫他在廊上站一站，自己掀开棉门帘入内。不一会儿，回身出来，向钱坦招招手，示意入厅。

    一进门就发现一桌盛筵，正在收撤。朝另一面看去，紫檀炕上坐着一个红光满面的官儿，在喝茶抽水烟。炕几上摆满了银光闪闪的高脚果盘。这种豪华的气派，钱坦还是初见，竟看呆了。

    “磕头！”原差推一推他，“是郑大老爷。”

    钱坦被提醒了，急忙跪倒，口称：“小人钱坦，给郑大老爷磕头！”

    “你就是爱仁堂的老板？”

    “是！”

    郑锡滜点点头，向左右关照一声：“录供！”

    于是听差抬来一张小桌子。郑锡滜随带的家人铺设文具坐了下来，提笔在手，静候问话。

    “钱宝生！”郑锡滜问，“你开一家药店叫爱仁堂，是不是？”

    钱坦愣了一下，这句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很难回答。如果声明自己不叫钱宝生，似乎节外生枝，与陈竹山的告诫不合。这一层应该要考虑。

    郑锡滜却不容他有考虑的工夫，带些诧异的语气问道：“怎么？爱仁堂不是你开的吗？”

    “是，是，是的。”钱坦不假思索地答说，“爱仁堂是小人家传的老店。”

    “这样说。药性你是精通的了？”

    “是！”

    “你知道不知道砒霜是毒药？”

    “当然知道。”

    “既然知道，为什么卖给杨乃武？”

    “因为他是有身份的人——”钱坦便将以前说过的话，杨乃武如何路过，以何原因买砒霜的话，又供了一遍。

    “你知道不知道，杨乃武跟葛毕氏有暧昧情事？”

    钱坦一时没有听懂他的话，细想一想才明白，毕竟是识得字的，了解问官所说的“暧昧情事”，指奸情而言。当即答说：“小人住在仓前，不大进城，以前也不认识杨举人，不知道他跟人有什么暧昧！”

    “你说的话句句是真？”

    “句句是真。”

    “如果你撒谎，将来问出来，你的罪很重！”

    “小人不敢撒谎。”

    钱坦的回答语，干净利落，郑锡滜颇为满意。点点头问说：“敢不敢具结？”

    “敢！”

    “好！”郑锡滜大声问道，“余杭县原差在哪里？”

    原差就在楠木厅外走廊上，闻声而进，打个千说：“余杭县原差伺候。”

    “你把姓钱的带下去。叫他具甘结送上来。”

    “是！”原差问道，“具了甘结，是不是放他回去？”

    “当然！不干他的事。”

    听得这话，钱坦知道又过了一关，跟着原差退了出来，陈竹山笑容满面地迎接。甘结是有现成格式，早就备好了的，只要填上案由、姓名，打个手印，便算毕事。

    等钱坦一走，陈竹山随即赶到县衙门，直入签押房报告经过。刘锡彤当然很欣慰，但想到此番供应，已经花了几十两银子；郑锡滜回省，少不得还要送上一笔程仪，至少亦须四十两一个红包，不免又有些心疼。

    “唉！”他叹口气，“所谓‘讼累、讼累’，不想我做县官的，亦受了讼累！”

    陈竹山有些好笑，但又心中一动，随即低声说道：“这案子里面，应该有些生发。”

    刘锡彤精神一振，偏着头说：“倒要请教。”

    “等想妥当了，再来禀告。”陈竹山说，“事情总要拿郑大令送走了才有工夫来办。”

    “嗯，嗯！”刘锡彤问道，“你看该送多少？”

    两人商量结果，为了一劳永逸起见，决定红包加重送一百两的程仪，要求郑锡滜回省禀复时，话要说得格外切实。至于刘锡彤的“讼累”，“羊毛出在羊身上”，杨乃武的造孽钱不少，不妨要他家吐一点出来，这由陈竹山去想办法。

    “杨中丞既然派了郑大令出来，当然信任有加，只凭郑大令一句话，就可以‘勘题’了。等部文一到，是‘斩立决’的罪名，杨乃武只有一个年好过了。”

    “向例死罪的部文，一来一往总得三个月。”刘锡彤说，“这是很顺利的话；如果部里要驳，那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有回文。”

    “怎么会驳？”陈竹山大不以为然，“决不会！这样案子，如说要驳，那是跟杨中丞过不去，有意给他难堪！杨中丞是左侯的红人，左侯西征，威风凛凛，朝廷很买他的账。俗语是，‘打狗看主人面’，不管怎么样，也不能不准杨中丞的‘题本’。”

    “是啊！”刘锡彤也觉得有左宗棠的关系在内，朝中不能不顾杨昌濬的面子，“倘或要驳这件案子，等于就是叫杨中丞知趣，自己可以辞官了。”

    “果然朝中要请杨中丞走路，法子多得很，犯不上拿这件案子做题目。而况，铁证如山，部里的司官也不会随人摆布，说驳就驳，说准就准。”

    刘锡彤将前后经过，细想了一遍，完全同意陈竹山的看法，作了一个结论：“对！此案只要杨中丞勘题，部里没有不准的道理。杨中丞是不是照臬司所拟的罪名勘题，关键在郑大令的禀复上面。”

    “一点不错！”陈竹山说，“我看郑大令是很好说话的人，为了他的方便，索性替他拟好一个禀单的稿子，锡公，你看如何？”

    “好啊！竹山兄，那就烦你大笔了。”

    陈竹山本有跃跃欲试之意，当即用郑锡滜的语气，拟了一个禀复巡抚杨昌濬的稿子，历叙奉派到余杭县密查的情形，特别强调“传唤爱仁堂钱姓店主前来，亲自面讯；反复诘责，所言与存案供词，毫无歧义”。最后总结一句，说刘锡彤审办本案，确属“无冤无滥”。

    看过这个稿子，刘锡彤相当满意，略微改动了几个字，备好程仪的红包，一起带着去看郑锡滜。略略寒暄了几句，问起密查的情形。

    “这也没有什么好查的。”郑锡滜说，“老兄问得很详细，该查的都查了。在我这里，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这样说，公事已了，可以好好儿畅叙几天。”

    这是以退为进，变相询问行期的说法。郑锡滜随即答道：“公事在身，急于回省复命，我想明天就要去了。”

    “明天就走，太匆促了，我不敢多留老兄，无论如何，多留一天。”

    “多留一天还不要紧。”郑锡滜说，“反正我可以先写一点东西。”

    于是，刘锡彤唤进跟班，取来拜匣，亲手将一封程仪送上。封套上已写明数目一百两，郑锡滜多少有意外之感。原以为不过十二两或者十六两银子，不意加了数倍，自是喜出望外，但也因此而略有疑虑。刘锡彤的官声，并不太好，为人亦不是慷慨豪爽一流，而有此大手笔，其故安在？这样想着，郑锡滜口中虽深深道谢，心里却加了几分戒备。

    谈到公事，刘锡丹很热心地说：“老兄带的人手不足，代笔无人，兄弟斗胆备了个稿子在这里，特此送来请指教。”

    郑锡滜看完他代拟的禀单，觉得语气太强了些，有些极力为刘锡彤辩白的味道。只是刚受了人家一份重礼，不便异议，考虑了一会儿，有了个计较。

    “高明之至，多谢、多谢！”他说，“此番奉命差委到贵县，名为密查，其实事事仰仗老兄。实情如此，亦不便再说什么门面话，反显得对上官不诚，我想，不如就我与老兄会衔禀复。两个人的话，总比一个人的话有力量些。老兄以为如何？”

    刘锡彤一时摸不透他的意思，只觉得他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再说原件不动，要说的话都说到了，则求仁得仁，亦就不必再顾虑其他了。

    “是，是！”刘锡彤说，“我遵老兄的吩咐。”

    接到郑锡滜的禀复的第三天，巡抚衙门就将案子报出去了。因为年关将到，封印在即，而像这些案子是有严限的，不能不赶在年前办出去。

    但是，办是办了，却很勉强。因为原来的命令是派郑锡滜密查，结果却是会同余杭县一起禀复，失却“密查”的原意。有人以为郑锡滜不符委任，应该另外派人再查；而亦有人认为这一来将会耽误限期，拖过年很不适宜。两派意见，取决于巡抚。杨昌濬同意后者的看法，限期要紧。不过对于郑锡滜相当不满，传了来狠狠地申斥了一顿。

    杨家是一直在注意案子的进展的，等郑锡滜一离余杭，詹善政跟踪进省，原以为巡抚派人密查，自然是认为本案尚有疑问，而郑锡滜密查以后，那些疑问将会加深加重，整个案子有重新推翻的可能。因此，这一趟进省抱着极大的期望。结果，听说竟赶在年前报了出来，自是大失所望。

    正要回余杭时，来了杨乃武的两个亲人，一个是杨恭治，一个是杨乃武嫡亲的姐姐，詹善政叫她杨大姐的叶杨氏。

    杨大姐虽是女流，却有须眉气概，做事很有魄力。她亦是在县里打听到，郑锡滜受了刘锡彤的好处，料知禀复一定维持原案，特意赶了来商量营救之策。

    “这桩官司是天大的冤枉！我们杨家，倾家荡产都要替乃武申冤。你们两位有什么计较，尽管说！”杨大姐又说，“我娘只有这样一个亲兄弟，不救他，对不起故世的父母。”

    詹善政俯首无语，杨恭治面色凝重。不是没有话说，只为了杨大姐最后那句话，沉痛过于破釜沉舟，都觉得应该用沉默来表示至哀极忧；除非有挽回的善策，否则，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恭治！”杨大姐问说，“臬台衙门你有没有路子？”

    “只认识个把小角色。”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小角色有时候派大用场。你认识的是什么人？”

    “一个跑上房的小厮，名叫汤新。”

    “跑上房？”杨大姐问，“多大年纪？”

    “十四五岁，人倒颇灵活的。”

    杨大姐失望了。所谓“跑上房”是伺候臬司，人头一定很熟，可以由此找到路子，只是年纪太小，而“灵活”也者，多半浮滑。这样一个孩子，无法托以需要保持机密的大事。

    “杨大姐！”詹善政开口了，“你问臬台衙门的路子，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当然。我想，你们两个之中，总要有个人能够进去跟乃武见一面。”

    “这，”詹善政大摇其头，“我早就这么想了，可是不成功。他们说，陌生人进去惹眼，给上头知道了不得了。而且，我们两个到监狱里去过好几回，门口的人都认识我们，更不容易混进去。”

    “那么，女的呢？”

    “女的？”詹善政与杨恭治不约而同地表示诧异。

    “是我！”杨大姐说，“我想到监狱里去一趟。”

    “大姐！”杨恭治说，“你不要想什么花样！女人怎么能到男监狱里去呢？”

    “我不是混进男监。我是想混进女监去看小白菜。”

    这个想法太不可思议了！詹、杨二人一时还无法接受，只怔怔地望着杨大姐，无法赞一词。

    “你们觉得这个念头转得太怪，是不是？我说道理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杨大姐想了一下，用发问的方式来解释她的想法：“我倒请问，葛小大是怎么死的？”

    “不是说毒死的吗？”杨恭治笑说，“如果不是毒死，那么是怎么死的呢？”

    “是啊！我就是要去问一问小白菜！只有小白菜一个人知道。”杨大姐又说，“我倒疑心是中了毒。不过这个毒药，当然不是乃武给她的。那么，到底是哪个给她的呢？事到如今，她当然也用不着有啥忌讳，或者卫护哪一个了。再退一步说，果真乃武有啥对不起她的地方，故意咬上一口，到了这步田地，她也没有不说实话的道理！因为如果葛小大是她害死的，她总归不能活命了，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定会良心发现，把实话告诉我！”

    杨大姐这番侃侃而谈，立即改变了詹、杨二人的想法，觉得如果她能跟小白菜见上一面，会有极大的用处。

    不过，杨大姐要想混进女监，实在很难。监狱亦是禁制严密之地，而且小白菜的罪名是凌迟处死的第一等重囚，脱逃固无可能，畏罪自尽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所以日夜有人看守，杨大姐即令能够混了进去，亦无法跟小白菜私下交谈。

    当杨恭治说了这些难处以后，杨大姐点点头承认：“不错，确是很难。不过，事在人为，不妨走走路子，只要能够混得进去，哪怕我只在铁栅栏外面，望一望小白菜，至少也可以从她脸上看出点什么来。”

    杨恭治不作声，詹善政也不作声，但两眼乱眨，是在动脑筋的样子——他认得一个朋友，是在城隍山上吃茶闲谈而结识的，此人似乎对官场中的情形很熟悉，为人坦率而热心，虽是初交，倒是个可以商量大事的朋友。

    于是，他说：“大姐既然决心要这样子做，我就去找个朋友问问看！”

    “好的。”杨大姐又说，“善政，我带了四百两银子在这里。钱，只要花下去有用处，你不必心疼。不过，年近岁逼，我上有公婆，下有儿女，要早早赶回过年！”

    “我知道！如果办得到，我要催他尽快；办不到，也有句确实的话，不会拖日子的。”

    杭州的城隆山，就是所谓“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跟京里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上海城里的城隍庙，约略相似，是贫富不分，老少咸宜的消遣之地。山并不高，沿大路树荫下，设着许多茶座，春秋佳日，座无隙地，夏天更是夜来纳凉的好地方。但急景凋年的时候，北风凛冽，却少人光顾。詹善政此来，是迫不得已，明知十之八九会扑个空，亦不能不来碰碰运气。

    运气真不错！他居然在药王殿前的茶座上，发现了他那个朋友李景山，一包花生，几个臭豆腐干在喝烧酒。

    “李二哥！”詹善政很高兴地招呼，“你倒清闲自在！这个时候，还来逛城隍山。”

    “你不也来了吗？”

    “我是特为来寻你的。”

    “特为寻我？”李景山问，“有事？”

    “当然有事。走，走！我请你吃‘皇饭儿’去。”

    李景山踌躇了一下说：“实不相瞒，我自顾不暇，恐怕没有工夫来管闲事。要过年了，又是这种天气，我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吃‘花酒’，不是发疯了？我是来躲债的。”

    “你有多少债务？”

    “也不过百把两银子。”

    “你放心！事情办成，百把两银子包在我身上。”

    李景山先是一喜，接着泄气地摇摇头：“你的事难办！”他知道他是杨乃武的至亲，料到来意，自问无能为力，所以作此表示。

    “事情是有点难，不过亦不见得一定办不到。谈谈不妨！谈不成就吃我一顿饭，也不要紧。”

    “这倒也未尝不可。”李景山心想，反正无聊，且叨扰他一顿，再跟他谈谈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是破闷之法，所以欣然跟着詹善政下山。

    听完詹善政所提出的请托，李景山立刻想到一个人，是按察司衙门的照磨，名叫倪槐。照磨这个官儿，职掌“照刷案卷”，一省的刑名档案，都归他管，官小而任重，上上下下都要买他三分账。托他跟管理囚犯的司狱去说个人情，或者可以通融。

    于是他说：“路子倒有一条，不过人家肯不肯，不敢说。我可以替你去试探一下，能成功最好，不成功你不要怪我。”

    “当然，当然！”詹善政急忙答说，“决不会怪你。”

    “快过年了！年里——”

    “李二哥！”詹善政抢着说道，“事情就要年里办！因为那个杨大姐来一趟不容易，她有公婆、丈夫、儿女，一个当家人还要赶回去料理过年。李二哥，她说过，只要事情办成，多开销几文不在乎。”

    “这恐怕有点难。她要过年，人家也要过年。你说是不是呢？”

    “是！是！不过无论如何要拜托李二哥想个法子。”詹善政又说，“只要事情办成功，李二哥你这个年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过得去了。”

    最后这句话打动了李景山的心，他考虑了一下说：“既然这样，就要先花本钱。”

    “是！”詹善政问，“先要花多少？”

    “这样，你明天一早去备一份礼，送到我家里来，我替你去托个人情。不过，”李景山加重了语气说，“这份礼总要十几两银子，可能白白花费，一无用处。”

    十几两银子虚掷就虚掷了，詹善政毫不迟疑地答说：“求人的事，本来就没有必成的道理。白白花费也无所谓。”

    “只要你明白就好。”李景山的心又热了些，“我一定替你上紧去办。”

    于是李景山说了他家的地址，詹善政谨记在心。饭罢回到客栈，将经过情形告知杨大姐。她做事很爽脆，一面开单子命杨恭治去备办礼物，一面取了二十两银子交给詹善政，说是先送李景山的礼物。

    “年底下各人都有些账要还。托人办事，当然先要替人分忧，有这二十两银子，他暂时可以松口气，才能真的上紧替我们奔走。你告诉他，事情成不成不管，这二十两银子他先用了再说。”

    詹善政见她出手大方，明白事理，心里非常佩服；同时觉得这样做法，在李景山面前很有面子，所以心里也非常高兴，很起劲地说：“我明天一大早就去，一定钉到他，一定有个确实回音。”

    “对！你再告诉他，事情成功了，我们另外送三百两银子。就算包给他了！”

    “善政！”杨大姐又说，“你要懂我的意思，三百两银子是包给你那位朋友，统统在里头，不过，话不可这么说，这么说人家会不开心。”

    “那，大姐，要怎么说呢？”

    “你说，一切请他费心。该送多少请他斟酌，如果只要二百两银子，一百两就送给他；如果只要一百两银子，二百两也送给他。”

    如此说法，相当动听，但不能深一层去想，倘或要五百两银子呢？李景山不就一无所得了吗？这样转着念头，才知道杨大姐的能干。在“外场”上，手腕决不输与一般的男子。

    “唉！”他忽发感慨，“当初事情刚起时，我姐夫不要那样子自负，什么人都不放在他眼里，先虚心跟大姐商量一下，也许只是晦气几两银子，在县里就把这